被告人：我补充一两点，第一个，刚才公诉人讲唐肖林讲友谊宾馆、市府大院他是口误记错了，这是不可能的。沈阳的友谊宾馆是别墅区，而省政府我的家是宿舍单元五六层楼，这个都能记错，那五万八万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第二个，刚才讲到我们有一个共用的保险柜，随着我的工作的搬迁不断的移动，这不是事实的，我现在的保险柜就有六七个，这个情况搞错了。再有一个，说唐肖林跟宋广仁打过招呼，这个钱给薄熙来的。如果这也算证据，那任何行贿的人在行贿前找个人，打个招呼，这个钱我给某某人，然后他贪了，这也可以成为证据了。
审判长：辩护人还有无新意见？
辩护人：刚才公诉人称薄谷开来的精神状态完全可以作证，我们质疑会不会导致她的记忆力减弱。第二，公诉人说原因已消除了，但不知道消除的原因和方法。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客观的证据，证明这些钱没有。还有两个具体的事实，一个是送钱的地点友谊宾馆，公诉人称唐肖林是口误，但笔录里没有这个记录，没有记录纠正这个，对于8万美元的送钱时间，他说记不清了，但刚才录像中说2005年4、5月份，而其它的证言他又说8、9月份。最后，关于宋振军的证言，我认为我们的怀疑是完全合理的。
我不同意公诉人说控制力减弱并不影响证言真实性，一个人在容易激动的情况下完全可能信口胡说。随后我们有证据证明薄谷开来有多次说谎的习惯，所以不能说控制力减弱对证言没有影响。公诉人称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薄谷开来的精神状态已经痊愈。薄谷开来虽证明说先后三次在保险柜里拿过钱，但侦查人员从来没有问过她是不是往保险柜里放过钱。换句话说，如果薄谷开来往里面放过钱，那就无法证明他拿出来的钱到底是薄熙来放进去的还是薄谷开来本人放进去的。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由相关书证组成。
(1)出示证人宋振军提供的记载“2004年6月，付唐总香港费用，50000元”的账外资金记账页，第7卷第32页。
(2)出示2002年7月l日至2002年12月31日，美元外汇牌价表，见侦查卷第7卷第35一41页，证实美元兑换人民币外管局中间价最低是827.66。
(3)出示2005年7月l日至2005年12月31日外汇牌价表，第7卷第42一57页，证实美元兑换人民币外管局中间价最低是807.02。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不了解这些事。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对此我们不了解。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三组证据，该组证据主要是被告人薄熙来供述、亲笔供词、自书材料。
鉴于被告人当庭供述与在中央纪委审查期间的自书材料、在侦查阶段的亲笔供词及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不一致，公诉人向法庭宣读被告人薄熙来原有的自书材料、亲笔供词及供述节录。被告人薄熙来自书材料、亲笔供词及供述对三次收受唐肖林贿赂5万美元、人民币5万元及8万美元的事实予以承认，且内容基本一致，见侦查卷第3卷第71、90页、审查起诉卷第20页，公诉人仅宣读其2012年7月26日自书材料节录。
我应向组织交代的是，我的孩子薄瓜瓜从中学时代就到英国读书，我妻子谷开来去“陪读”。唐肖林就以他母子俩在国外日常生活之需为由，曾先后两次送钱，一次是2002年在我沈阳的家里，送了五万美元，钱交给了开来。一次是2005年在我北京的办公室，送了八万美元，钱拿回了家，放在了家里我和谷开来公用的一个保险柜里。
此外，2004年，我刚到商务部工作时，唐肖林曾专程去办公室看望我，并捎去了五万元人民币，说是“添些文具”。钱我拿回了家，也放在那个共用的保险柜里。这八万美元和五万元人民币，我跟开来打了招呼，未说明来源，让她需要时自取。以后她告我，为瓜瓜曾动用过保险柜里的钱。
唐肖林还多次从深圳、香港给我捎过办公用品、护发素、小电器、玩具等。
过去三十多年，我内心的原则是拒收钱款的。但因唐肖林是我在“文革”患难时相处多年的工友；其父又是老华北局的干部，有个老感情；我就思想麻痹，放松了自己，十分后悔！向组织诚挚地悔过！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为了保证这个案件审理的连续性，所以也希望你和我们一样，都能坚持一下。
被告人：行，没问题。我觉得审判长的主持给我一种公平正义的感觉。谢谢！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