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铸成坚固堡垒
1935年9月27日，陕甘支队抵达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当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第二天凌晨，在榜罗镇小学附近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以及党支部书记会议，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同时指出全军要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整顿纪律，密切军民关系。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红军和人民群众在甘肃东部与陕西中、北部交界地区创建的一块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过程中，党领导红军不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切实保护群众利益。根据地颁布了以“十大政策”为主体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努力推动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业全面发展。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不动员群众提供粮食，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注重设立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发展文化教育，倡导移风易俗，提高群众觉悟。在廉政建设方面，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们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纪律，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做到了爱民为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扎实而有效，获得群众的广泛拥护，广大群众为根据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当地群众踊跃加入红军游击队，华池县在1935年前，约有420人参加红军。1932年至1936年间，新正、华池两县有944人参加红军，578人参加地方游击队。南梁地区的歌谣唱道：
“上来些红军闹共产，
南梁川里扎营盘。
打土豪来分田产，
咱们穷人把身翻。
跟上咱们的刘志丹，
为咱穷人打江山。”
这些歌谣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也是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持根据地建设的真实写照。
1934年到1935年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反革命“围剿”，烧杀抢掠，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1934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南梁后，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转移的粮食、牲口等抢劫一空。在闫家洼子、牛旺台、九眼泉等地抓捕乡村苏维埃干部、共产党员以及群众40多名，集中在闫家洼子村毒打拷问。宣称：抓到习仲勋，赏洋2000块、马两匹；抓到贾生秀，赏洋1000块、马一匹。干部、党员、群众宁死不说，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任白杨珍、南梁枪械修理所红军战士李青山推倒在铡刀口，将铡刀狠狠地压了下去……国民党军队铡一个人，问一句话，面对血淋淋的屠杀，干部群众强忍着悲愤和锥心之痛，铁骨铮铮，坚强不屈。疯狂至极的敌人接连铡了6个人，都没有问出一句话，国民党军又挖了两个大坑，一层一层活埋了牛旺台农民侯福、张四等36名干部群众。红军和当地人民为了保卫根据地英勇献身、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铸就了革命的坚固堡垒，为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1935年10月下旬，长途跋涉的陕甘支队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及时补充了部队给养。农民秦满库一个人就捐出黄米、黑豆6石，牛6头，羊50多只。陕甘支队在甘肃境内转战的40多天，得到各族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坚持北上，经过多次战斗，加强部队建设，调整战略方针，完成长征落脚点的重大抉择，将革命大本营放在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会师路上恩情深
1936年10月，以不断扩大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实现战略大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在转战中，各路红军与群众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深情，得到群众的踊跃支持。
红军会师期间，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会宁县城经常被国民党军飞机轰炸。1936年10月9日上午，家在会宁县城东关的魏鸿儒前往设在邢家台子的红军总司令部帮忙抄写文件、书写宣传标语，他顺便带上了不满3岁的儿子魏煜。10时左右，魏煜和贴标语的红军小战士来到西门附近，忽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红军小战士大喊：“快躲开，飞机投炸弹了！”市民们听到喊声立即散开。可年幼的魏煜还在街头玩耍，这时炸弹已呼啸而来，危急关头，一位小红军战士飞身而出，将魏煜扑在身下。硝烟过后，小红军躺在了血泊中，孩子得救了。朱德总司令闻讯赶来，抱着小红军悲痛地说：“他是我的老乡，今年才14岁，12岁就参加红军，一家人都为革命牺牲了。”魏鸿儒随后跑来，从朱德总司令手中接过小红军的遗体，泣不成声。为报答小红军救命之恩，魏鸿儒把他埋在自家的祖坟旁边。魏煜长大后，生了3个儿子，魏鸿儒分别给孙子起名为继征、续征、长征，取意“继续长征”，希望后辈永远记住长征和红军血浓于水的恩情。在会师过程中，会宁群众援助红军筹集了粮食800万斤，猪、羊2800多头只，土布衣服6000余件。救治红军伤员2000多人，当地百姓也有500多人参加了红军。
河西走廊军民共患难
1936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后组成西路军。之后近半年，西路军与马家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以2万余兵力对抗数倍敌军，经过古浪、凉州、山丹、永昌、临泽、高台、安西等地的浴血奋战，全军伤亡严重。1937年5月初，整建制400多人抵达甘新交界星星峡，脱离险境。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征战中，派出大批战士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宣传发动群众，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建立乡村基层苏维埃政权，使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了更多的了解。西路军的群众工作富有实效，部队得到人民群众不同方式的大力帮助，军民患难与共。河西地区各族群众自愿为红军缝补衣袜、抬送伤员，冒着危险掩护红军，为红军指引道路。安西县万佛峡榆林窟的道士郭元亨，在西路军将士伤病交加、缺衣少食、疲惫至极的危困时刻，腾出道观供红军休养，还捐赠小麦二石、面粉200多斤、黄米六斗、胡麻油30斤、硝盐四口袋、羊三十只、骡子一头、马一匹。这些救命物资，给了西路军战士们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极大帮助，为他们与从新疆前来迎接的同志胜利汇合起了重要作用。郭元亨道士大义之举，是河西走廊群众支援西路军将士的缩影。
不论是率先由陕南西进甘肃的红二十五军，还是自川北进入甘南的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在甘肃境内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不论是三路大军的胜利会师，还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无不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在转战甘肃的历程中，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严格践行群众路线，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工作，紧紧依靠群众，切实保护群众根本利益，深入群众宣传北上抗日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甘肃的影响，得到甘肃各族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援。这不仅使党和红军克服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及取得长征大转移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开创中国革命事业新局面、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元忠 作者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