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的真正“家园”。这就是为什么对近些年这场由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贪婪无度酿成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反抗1%”的运动。“占领”运动所反对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
西方人常说，媒体属于国家所有，就是权力垄断；在我们看来，私人办媒体，只能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新闻媒体私有化，这是与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根本区别。在我们国家，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不同的新闻机构，各自联系一定范围的群众，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竞争，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认为，我们这种新闻体制，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这又与我们党的理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念。党不允许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允许成为少数人的代表，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党管媒体更有利于媒体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二、新闻自由度问题
也许，现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报道的自由度，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自由度小一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新闻理念、新闻体制，而在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
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200多年并非一路顺风，期间发生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对外侵略，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毕竟建立起相对完备、成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稳定既有法制保障，又有社会福利体系支撑。虽然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危机难以自拔，但社会秩序依然总体保持稳定。即便如此，当国家面临安全上、稳定上的风险时，控制也会收紧。“美国之音”一位负责人，曾因违反美国政府的指令播放本·拉登的讲话录音而被撤职；最近曝出的“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早就在与美国公司联手，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广泛、严密的秘密监控。西方有着切实有效的意识形态禁锢，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来都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容不得质疑和反对，凡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中国面临的安全、稳定方面的风险显然要比美国多、比美国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
中央反复讲，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从事实和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加强了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带来的是持续20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