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
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
这些珍珠在中国现代企业家史上成为了“夹心的一层”。按照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表述：上，有上世纪80年代即引领风潮的草根派，他们属于“制造英雄”、“工业英雄”;下，有本世纪之初独领风骚的海归派，他们算作“互联网英雄”、“新经济英雄”。
那么以开拓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92派”呢?他们两头都不靠。“可是，这个夹心层的精神气质非常不一样，如果说他们身上有种共性，就是韧性和使命感。”《92派》一书的作者，《博鳌观察》杂志执行总经理陈海为了撰写此书，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对92派的代表人物进行深入采访。
“表现为什么呢?他们是官员，而且不是一般的官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经历过最苦难的年代，对国家的灾难有很深刻的感同身受，经历过最波澜壮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各个自由市场最活跃的年代，深受这个年代的洗礼，有抱负，想用未来干的一些事情来报答国家。” 陈海对《小康》记者说。
这些满怀抱负的“92派”寻找的时间点，集中在1992年。陈东升说，1992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认为最优秀的人应该去从事商业。
“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那时候‘92派’最大的理想是做学问。后来他们成为学者型的官员，要改造这个国家，实现自己的抱负。”陈海认为，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因为那时候的社会价值观，崇尚知识、学者、科学。但是90年代却不一样了。在经过80年代的波浪且公司法颁布以后，社会变得多元，经商，做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流。“聪明人确实都如此。”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很精准地总结道，80年代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乡村退出到市场，从乡村配置到市场，农村企业能人，成就了第一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体制配置到市场。
“1992年在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当中是个标志性的点。因为在这之前，外部世界都是封闭的。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把国家锁定在通往主流文明的索道上。”在傅小永看来，1992年无疑是个与众不同的年份。
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很多体制内的精英觉得在体制内没有前途，纷纷觉得有其他可能性。在这些人纷纷摇摆、徘徊的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个文件是被‘92派’，特别是陈东升、毛振华他们最为看重的，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被低估了，他们认为这两个条例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陈海在研究“92派”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
陈东升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这两个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雏形。文件刚出台时，陈东升和毛振华天天揣在怀里，当成红宝书一样，逐字逐句摘抄、研读。中国嘉德和中诚信的公司章程、发起合同就是按照这两个文件起草的。
毛振华认为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陈东升说，“它们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被严重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们，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创新”。
“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
或许，历史最终会将他们定位为“过渡的一代”。
有些人“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正是这样一批快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改变了人生的道路。胆量和智慧并存的他们，纷纷成为各自行业里的江湖大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满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一头扎进变幻莫测的商海洪流中，可是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呛了水，成为了落寞的失意者。
陈海在《92派》一书中用不小篇幅描述的兰世立，现在就在狱中，“倒在了体制的怀里”。
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下海”创业前的履历如下：干部家庭出身，毕业后被分配进中共湖北省委;之后被选派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锻炼。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中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他曾表示，“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
头脑灵活的兰世立很快展现出了商业天赋。1992年，兰世立欲将广州“早茶”引进武汉，他在东湖开发区办了当时武汉最豪华的酒楼“东宫”。开酒楼期间，兰世立还办了一家旅行社。2003年兰世立收购了汉口国旅，并因此拥有了出境经营业务。旅游业也被兰世立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采取包机的形式，将泰国航空、大韩航空、新加坡航空的飞机引入武汉。
事实上兰世立这时已有了更大的野心，他想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2005年6月，他拿到了东星航空公司批准筹建的批文，随即与空中客车、GECAS签署了购买、租赁各10架空客A320飞机的合约，总价值达120亿元人民币。
可是，兰世立的好运似乎至此到了尽头。2006年5月，东星航空首航，旋即以超低票价抢占市场，招致多家航空公司的联手封杀，要求机票代理商不向旅客出售东星航空的低价机票。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星航空和对手们一样，遭受油价上涨和需求锐减的挤压，本已紧绷的资金链面临断裂危险。
到2009年初，东星航空累计欠债5亿元。多次索要租金未果的GECAS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星航空破产清算。2009年3月13日，兰世立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理由是合作条件不平等，行政力量对双方的商业合作进行了过度的干预。他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
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武汉市中院裁定破产清算，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4年。
“虽然出身官场，从体制中走出，熟悉体制，兰世立终也倒在了体制的怀里。”在《92派》作者陈海看来，这似乎应了冯仑那个著名的判断，“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在冯仑看来，在国有资本面前，民营企业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描述‘92派’的历史坐标和使命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参照，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企业史。从1865年到1914年，约50年时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不足40亿美元增加到242亿美元，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傅小永在《92派》书中序言的最后提到了美国的历史经验：“那是美国历史的黄金年代，也是美国企业史的黄金年代，出现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一批企业家，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非‘商业领袖’一项能囊括。”傅小永认为，“92派”可能是这些故事的中国版本。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对于投资者来说，“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20年后的现今，关注南巡、关注“92派”似乎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潮流。
“现在可以说到了改革的又一个攻坚时期。”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周瑞金说道，面对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生产方式粗放、权力腐败等复杂局面，重提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意义在于，“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艰难。我们面临的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纠结。”
“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更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这便是“92派”的核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