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
游学美国时，王功权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称自己“是中国为数不多站着把钱挣了的人”，但豪迈背后也有无奈，这些年因为不愿意低头，不肯与权势合谋，“少挣了很多钱” 。
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被媒体聚焦之后，王功权在微信圈上发表了“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1. 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2. 不与特权合谋；3. 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4. 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5. 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
他曾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柳总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应，他希望整个社会是和谐的，他希望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专业，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他从一个企业领袖的角度，从一个兄长的角度，可能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他又同时觉得：“我不认为‘在商言商’代表了大多数企业家的心态。因为在中国，事实上企业家是无法完全做到彻底的‘在商言商’的。政府管理国家的理念和方式使得政商关系密切，在很多方面对商界介入颇多，政府甚至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商业竞争。……在这个国度里，就政商关系而言，每个企业家都逃脱不了这样的影响。”
在杭州，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董明通过互联网密切关注着这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她特地收藏了《南方周末》关于王瑛退岛一事的报道。自1993年起她便开始关注和跟踪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著有《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型》等多本著作和大量论文。
“中国的企业家要操很多不必要的心，在官商关系上投入莫大的心力、物力。”她刚给一批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家上完政企关系课，“说实在的，大家做的很多都是事倍功半、千斤拨四两的事情。”
十多年前，她将中国私营业主的政治参与心态分为4种——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退缩型的规避性政治参与。
2006年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表现出鲜明的利益特征”。她自己曾经借助浙江省工商联系统的网络平台做过一个问卷调查，62%的参与者表示自己参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发展”。
在她所做的实地访谈中，一位地市级政协委员表示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浙江省甚至是全国政协委员，“通过政治平台认识更多的领导，企业有问题可以解决困难，能有人出来说几句话，现在中国的政府就是这样。”
一直与民营企业家们保持着密切关注和沟通的她说，“十多年前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心态的4种类型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者是最多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分类和结论还是适用的，没有过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预判准确而高兴呢，还是为我们的企业家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没有发生改变而遗憾。”
在《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的有关文献综述》一文中她写道，改革开放之初，很多西方学者预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起来以后，会像西方的逻辑一样，成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阶层，然后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要求，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就连西方学者也看得很明白了，“中国是带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的种种遗留和传统闯入市场的，国家发挥着重要与核心的作用，企业家不得不与政治亲近，与政府和官员结成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且必须经营这个关系网，以赢得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确定性。”
“不是所有工商业主都可以被称为现代企业家的，工商业主他可以不考虑社会正义这个事情，还有很大一批人在权钱上连得很紧，甚至给权贵集团洗钱、干脏活儿，难道都管他们叫企业家吗？但是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家群体中有一批人他们是愿意有所担当的。”王瑛毫不客气地说。
对于柳传志的观点，她的评论是：“在这样一个慢慢从成长走向成熟的‘公民企业家’群体里面，我不觉得老柳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有好处的。现代企业家是站着行走的，用不着跪着，那些选择跪着的往往都和自己选择的生意有关，要赚什么钱有关。既然不选择赚那种钱，你干嘛要跪着呢？你现在不仅说，‘大家都跪下来，大家都跪下来’，还觉得，跪都不行，还得要什么呢，互相之间提醒，‘赶紧磕头，赶紧磕头’，甚至还要指责，‘你为什么不磕头，你要不磕头会牵连我’，我不认为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与地方政府往来甚密的富豪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为王瑛下面这段话做了一个惨烈的注脚，“这些年来，因言获罪的企业家，你能够找出几个来？可因为抱紧权力的大腿，权钱结合，用完了，又被他们、包括被他们自己内部的争斗，把你摁上砧板，给剁了个稀碎的，有多少？哪一年少过？哪一个地方少过？什么时候阻挡得了工商业主为此前赴后继啊？”“我跟企业家打交道这么多年，大多数都很谨慎，没见过哪一个言语激烈的。王瑛这样的企业家是少数，在企业发展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他们不仅为自己的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为整个国家鼓与呼，我非常乐于看见这样的企业家存在。”
董明本人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委员，观察到一些著名的企业家代表、委员把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头衔印在名片上，但本人却很少到会参加讨论。“那些头衔对他们只是一个荣誉、一个装饰、一种保护。”
尽管多年前她按照学理和他国经验开列了“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这一项，甚至还将一些企业界积极参政、建言献策的两会代表归入其中，“其实我自己都知道，他们做的那些还远远到不了这个层面。只是我始终有这样的一种期许，期望他们能对自身有更多的认识、将来能够做得更多。”
董明分析说：“按理说，经济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用马斯洛的社会需求层次理论来分析，无论是内心还是现实行为，都应该更多地具有‘政治人’的色彩。但企业家跟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首先要保全自己，在保全的前提下面，才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理解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远离是非。”
“今天的企业家其实很难远离政治，很大程度上迫于现实的压力，跟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妥协姿态。做企业的都渴望一个好的环境，但你不能只想着规避风险，等着别的企业家去说，然后你去搭便车。人人都想搭便车，最后，谁也搭不上车。徐贲写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真是太贴近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了，每个人都奉行犬儒主义的话，这个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给学生上课时，她把这段话写进了课件里，“政治就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副业。政治是少部分的人的职业，但是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应该是一个副业，是每个现代公民应担当的基本职责。”
“现在有种说法，‘改革是在和革命赛跑’，革命会让每一个人都付出巨大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担当。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是能够使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本家根本上喜爱的是钱而不是民主，（但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下，他们的利益才能最大化，他才可以更好地挣钱。如果政策放宽，民营企业家们可以慢慢地结成一些社会的力量，例如一些真正的商会、行会，和政府之间形成相对均衡的或者平等的，一种博弈的姿态。”
为后代交出一个好的社会
“你为什么不移民呢？”
我自然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王功权和王瑛的人。
在美国游学的时候，王功权在曼哈顿遇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有些大佬在中国都很难约，在那里随便就碰上了。”中国富商中许多人在当地置业，傍晚的时候坐在路边咖啡馆哇啦哇啦聊天，“让人看了觉得中国人很嚣张。”
“我骨子里是一个世界公民，从来不觉得移民是什么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想移民，我爱我的祖国，可能我爱的方式有人不认可”，他狠狠抽一口烟，“我也不想混来混去，混到五十多岁连国籍都混没了，为什么是我走？为什么不是那些以权谋私的、借权力寻租的坏人走？”
王瑛说企业家群体里有两种心态，“这两种预期对中国经济的支持都不是正向的。一种是以往挣到钱的，孩子老婆已经出去了，国内的资产尽可能变现，资金外逃通道也安排好了，一旦形成判断，立即走人。第二种是还没赚足钱的，认定十八大后政府、军界、党内人事更替的范围、幅度都相当大，‘我的朋友’上去了，三五年不会出事，后路安排好了，赚一把再走。无论是走还是不走，投的都是不信任票，都是毁掉这个局面的大动作。社会还能再承受一轮疯狂的瓜分和掠夺吗？！”
“对于工商界来说，用脚投票是最容易也是最简单的，但我不情愿，在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面临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获得千年未见之大机遇时，我仍是冰冷的、愚昧的、逃避的、放弃的。”王瑛特别赞叹王石近期的言行，“王石非常不容易，2008年汶川地震后因为‘王十元’那个事情，万科被人从里到外彻查了两次，经过了那么大的折腾和压力，这次他还能够勇敢地发声，呼吁企业家在社会面临倒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说‘不’，号召企业家在社会转型中，用声音和行动投票，而不是用脚。”
61岁的王瑛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尽管我的生理年龄留给我的岁月有限，尽管我的准备、学识、才能极为有限，我也愿意是一个身体力行、一砖一瓦的建设者。”
“退岛风波”被媒体热炒的时候，她作为阿拉善导师团成员，随同一个名为“劲草同行”的NGO项目组回到了16岁时插队的内蒙古大草原。
6年的插队生活，是大院里长大的北京女孩了解普通人生存境遇、对各种主义产生深刻怀疑的开始。“插队的后3年我当老师，去过很多学生的家，我的学生几乎全部是赤贫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单棉两身衣服。”
返城之后她被选拔进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工作，其后在石景山法院和石景山的司法局，整整工作了10年，“那时候的司法部门，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那个区域的每一个街道。”
“有了这些经历，我不可能变成一个只关心自己和家人，把自己安排好了，把孩子们安排好了就可以了。我做不到。我甚至就是连想也不愿意想，还有另外一个活法。什么人什么命，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
她对一位记者朋友说：“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剧，突然意识到灵魂自由那么重要。我要敢吹吹牛的话，也能说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灵魂的自由，我也从来没觉得不依附于组织，不依附于一个集体，不依附于别人，有什么困难。一直这样就过来了。”
她每天早晚都会在微信上给朋友们推荐一首自己喜欢的乐曲，她笑着说自己从不觉得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什么给予、奉献，实际上人们各自都会去选择使自己觉得充实、有价值、幸福的一种选择。我的选择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悲壮感。”
1990年王功权在海南折腾了一圈、无奈北上加盟南德集团的时候，心中生出一种强烈的“落草为寇”之感，“那个时候到民营企业真的是迫不得已。”
“一直以来，我还是一个比较认真来考虑自己应该怎么成长、怎么活着、走什么道路的一个人。”他离开吉林省委宣传部，跑到海南闯荡，最艰难的时候身无分文，卖过报纸卖过甘蔗。
也曾经夜里坐在黑黢黢的海边，伴着哗哗海浪作小诗一首，“不愿意告诉家乡，我正为难；不愿意告诉海岛，我正为难。夜幕闭合前的最后一声涛响，终于催下了不肯流下的泪。”
多年之后，他看到自己那些还留在体制内的朋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让自己神圣不起来的事”，心里默默为他们难过，“我特别憎恨人活在虚伪里，特别特别地不喜欢这样。”
创富崇富的时代，他投身其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员，但最终还是过早醒来，无法装睡、格格不入，“我基本上好多时间是混在有钱人圈子里的，我看到了太多有钱人，我没觉得他们多么幸福。金钱对于实现快乐和幸福的方式是有影响的，但是它跟快乐程度不是正相关的。”
那么，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在吧！”
他伏在桌子上，哭得抬不起头来。除了流泪倾听，我无法安慰。平静下来之后，他盯着我的眼睛，恳切认真地说，“我太希望有上帝了，太希望有一位至善全能的神，在祂面前——人人都平等！我特别希望，极端渴望！”
说话与做事
从美国回来之后，大家问王功权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准备干什么？”
2011年他辞去了鼎晖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的职务——鼎晖是中国最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管理美元、人民币基金共计55亿美元。王功权参与管理的两只创投基金，资金超过7亿美元。
他个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私募股权退出的条件是放弃75%），心中还有对同事、对投资人的歉意，“冯仑曾经说过，‘功权是一个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人’。（中途退出）它违反了我长期的顾全大局啊，对大家很负责任啊，兢兢业业啊，尽职尽责啊，这样的一个行事风格。但是当时在那种情况，就这样决定了，主要是特别渴望改变自己的状态。我不愿意在经商挣钱上花好大的精力，结果在这个领域中，竟然混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好委屈自己。我原来写的诗词里，有好多悔商、恨商、伤商、哀商、叹商……是这样的，因为在经商的过程中，常常需要面对一些人性方面的问题。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又必须面对。”
“接下来我做什么不知道，但不做什么我是知道的。”他的神情舒展又轻松，“第一. 不做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第二. 不开心的事不想做，违心的事不做。是否经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有那样的环境，让一个不跟权力合谋的人能够在中国顺利经商，有这样的领域和项目我会做，如果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潜规则的东西我就不想玩了。”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研究课题是“公民社会和公共财政监督”，“未来我会把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推动公民运动上，在我能够发声的地方，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座谈会、演讲，我都愿意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尽可能地去发声。另外我会切实参与、推动公民运动。”
“现在说话就是做事！”王瑛说过去一直埋头做事，不愿意出来说话，“甚至觉得说话会耽误做事”。情势的变化改变了她的想法，微博中关于时局的内容多了很多，她转发张千帆、蔡霞等学者的文章，“写得真好，他们用笔说话就是做事！包括这次王石出来说这样的话，这都叫做事。听张鸣老师说，在他自己认为该说话的时候，他一定要说话，‘一步都不让地说话。’我觉得这都是在做事，都是一种承担。”
她是一个高效的行动派。三十多岁的时候离开体制南下做实业，曾经在卡车上睡了16天，守着各个职能部门，为一个产品拿到生产和销售所有的许可章。
60岁之后，她对自己做了调整，“我想把自己最后的有效工作时间放在公民社会的发育上，时间和精力逐步向NGO这方面转移。”
“开放释放出了很大的做事空间，利用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做企业的讲究落地，她近期着力推进的落地项目有两个，一个是以提升母亲和孩子人文素养为主旨的弘爱公益基金，另一个则是参与推进企业家群体的自我启蒙、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
“新生代的企业家们跟老一辈不一样，他们对于公共空间有需求，在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和财务自由之后，他渴望进入一个公共空间，不愿意再像前辈一样总跟着一个‘老大’玩儿。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他们这些当老板的需要去学习如何建立平行的关系、维护这种关系，让这种关系支持他们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各种各样的诉求。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需求，从他们的现实需求出发，我们可以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理念和规则来共同学习和成长。”
由她发起的“一起读”活动，集结了来自11个省市的一百多位企业家，企业家们通过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尝试用新方法开会、议事、决策、解决争议，建立和维护平行关系。“正和岛也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时代，为要求成长的新生代企业家们提供成长价值的平台呢？它正走在这么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仅仅是在商言商，促进合作，它不需要做成现在样子。”
董明教授高度赞赏这样的预备和训练：“社会民间力量的成长是完成民主转型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批非常成熟的、非常独立的、中性的民间组织绝对不可能一夜之间呼啸而来，这肯定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企业家们你也是大佬，我也是大佬，凭什么我要听你的话。慢慢地，他在这个组织里学会如何正确地、合理地去开会去讨论。这个就是民主素养的一种培育，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历练。”
“所有的变化和积累，离实现宪政目标还很远，但对于创建和维护中国和平转型的条件都有用、有价值。”王瑛笑得灿烂，“我是个非常乐观的人，我信奉得寸进寸。”
常有怀揣着创业创富梦想的年轻人去找王功权，对他说自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大众看来，王功权情感丰富、旁逸斜出，但在专业领域里，他被公认为做事扎实、研判精准。年轻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中肯有益的建议。
他给别人出主意，自己的下一步却还没确定，“其实我自己也站在十字路口啊！不止我，整个中国都在十字路口，该往哪里走，除了上帝，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商人似乎满足于继续主要充当经济动物，他们仅关注自己的职业抱负，毫不犹豫地接受现行的政治秩序。”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根得出的结论。
境外媒体一直对中国私营企业主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对这一阶层的社会推动力越来越不乐观，2008年《远东经济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资本家改变中国？》，文中写道，“现在，有33.9%的私营企业家是党员……也有很多私营企业家被吸纳进人大和政协，党和国家的治理正变得更具包容性，这就解决了私营企业家的政治代表权问题。显然，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但没有人们想象的大。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那还有待时间检验。”
在这个十字路口，情况会有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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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我的后代面临着我这样的尴尬，要么就去同流合污、合谋，要么就艰难地面对世界，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自己是有点坚守的，因为这点坚守，付出的代价是蛮大的。一想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来也要这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地难受……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我实在不愿意，将来我的女儿她们还要去行贿、巴结，违心地说话，为了做笔生意，必须去一次又一次地吃饭送礼……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这样。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够给她们交出一个好的社会，但是，我至少是能够告诉她们，“孩子，我解决不了，但是爸爸一直在努力。”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如果真就因为我做的这样一点点事情，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宿命。
如果因为有一点钱，因为自己可以移民，就漠视这些事情，接受有些人无辜被弄死了，农民被强征，有自焚的，有上吊的……我们全都像没事一样，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出家。
我为什么要移民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我不愿意。我知道这样做收效甚小，但是只要还在做，我心里会踏实一点，这样我能够更看得起自己一点。
柳传志“在商言商”的言论被媒体聚焦之后，王功权在微信圈上发表了“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
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
2、不与特权合谋；
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
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
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