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习仲勋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在发言中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他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我们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省的发展应针对其特色地理位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鉴于港澳地区对广东省的影响以及台海军事对峙态势的变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他还提出建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会同广东省委组织的文件起草小组，不久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共和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回顾习仲勋面对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动广东省生产建设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的功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又浮现在我们面前。
(原载《百年潮》2013年第4期，作者黄硕忠，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原标题：习仲勋主政广东二三事：为广东改革开放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