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应落实领导休假规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未建立带薪休假制度，仅规定了公众假期。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年节及职工休假纪念日放假办法》由政务院颁布实施，这一休假蓝本被沿用达50年之久，直到1999年国务院修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休假时间，并不受公众节假日限制。1954年11月，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建立，之后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
除暑期在北戴河办公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利用工作闲暇休假。例如，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山东》一书透露，从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晚，毛泽东进行了7天休假。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山东用了3天时间，观看了济南、曲阜、徐州的一些景点。
1979年盛夏时节，邓小平来到胶东半岛。当专列抵达青岛时，邓小平微笑着走下火车，与迎上来的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握手寒暄。他说，“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
改革开放之前的节假日安排，多突出政治意义，领导人休假，也很难脱离当时的政治气候，无法单纯地休息。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休假”一词还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休假”二字早已回归正常语境，公众假期也日益制度化和正常化。但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对大部分高级官员来说，只是一项“纸上权利”。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很多领导并非不想休假，也知道有相关政策规定，无暇休假除公务繁忙外，也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思维有关：提出休假申请，容易给上级领导留下工作“不求上进”的印象；在大多数政府部门，带薪休假也未形成风气，上级领导都没去休假，上行下效，下属更不会休假。
在社会长期形成的思维意识里，那些加班加点、不计得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黄牛”往往是学习的楷模。社会舆论也鼓励官员加班加点，对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官员，主流媒体往往褒奖有加。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曾经呼吁，领导人可以带头休假，这样可以传递一种安全和自信的心理暗示。
“将领导干部的休假规定落到实处，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实践。”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徐华就发表文章认为，“倘若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潇洒地去休假了，或许我国的权力运行制度就已经成熟完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