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慈善家》杂志第8期封面图
近两年来，宗庆后三次接受本刊专访，谈他对财富的态度、对慈善的理解。他建言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中产阶级社会。他深谙企业家的社会意义，称“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未来，他“比较有信心”，认为“未来十年很关键”
富人的钱都是国家的
《中国慈善家》：作为中国内地首富，你怎样看待富人与未富人群的关系，富人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助到穷人？
宗庆后：我认为应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大家都在过苦日子。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调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发展很快。欧洲现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策略，其实也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就都不去干活，不去创造财富了。目前西班牙失业率很高，政府没办法，只好给每个失业者补贴600欧元，而有工作的人也只能拿到1000欧元左右，交了税只剩下600欧元，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工作了。
社会要营造勤劳致富的氛围，有钱人应该帮助没钱的人共同致富。有钱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现在，这个群体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帮助未富裕人群致富。但是，如果光靠救济，人会越救越懒，永远无法脱贫。因此，要给他创造一个致富平台。至于失去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则需要给他们一些直接的救济。
《中国慈善家》：现在，社会上存在着部分富人为富不仁的现象，公众对此甚为不满。同时，富人也深感自己的财富不安全。为何会出现穷人和富人都觉得不安全的社会现状？
宗庆后：为富不仁确实存在，但毕竟不是主流。实际上，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已经走到回报社会的阶段了。创业初期，为了生存，这个群体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去创造财富。等到财富达到一定量级后，为了体现人生价值，获得公众的尊重，同时也为了让自己的财富更安全，他们会选择帮助贫困人群致富。
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一个人解决了自己的温饱等基本物质需求后，会把更多的财富投入到社会发展中去，因为他吃不完、用不完。他会再去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创造税收，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事实上，只有自己消费的那部分财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超过一定界限的财富都是国家的。因此，公众没必要仇富，杀富济贫导致的后果是，有钱人带着资产移民到国外，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我认为，富人的财富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中国所有的财富都是国家的。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来，你三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坐拥巨额财富，你却表示要继续工作20年，为什么？
宗庆后：我对“首富”的头衔没有太多感觉。因为我没有权钱交易，财富都是清清白白的，也就不怕被评为首富。当然，它也给我带来一些方便，比如我现在做国际精品贸易，到外国谈代理合作就比过去方便了许多。
对我而言，巨额财富只是个数字。我现在的消费水平比我的员工还低。第一是没工夫消费，第二是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当然，这笔财富也是我人生价值的一个体现。
坚持继续工作，应该说，这是体现我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我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一下子停下来会很不习惯，感觉很无聊，寿命都会缩短。当然，年纪大了，可能会适当降低工作强度。但现在身体还很好，所以强度就没降低。
你问我为什么还要拼命工作，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强烈的危机感。做企业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从事的是快消品行业，只有不断快速发展创新，才不会落伍，晚走一步就可能落伍了。落伍以后再想翻盘，难度会大得多。所以我现在拼命工作，拼命找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慈善家》：你之前提到，西方的慈善主要是为了避税，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慈善。但现在西方的一些富人，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也确实拿出了很多钱，做出了很多改变。对于他们做的这些改变，你怎么看？
宗庆后：西方人做慈善是可以免税的。在美国，很多人的资产是交税交掉的，他们的后代因为交不起遗产税，只能把遗产赠送给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企业家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慈善”。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恢复这个传统，但不应该以捐款的多少作为衡量标准，不能说捐得多才是慈善，哪怕捐几分钱，也应该算慈善。就目前来说，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得比较好，它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做相应的配套工作，从而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一点，光靠一个企业是做不到的。当然，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