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所对“一号工程”极为重视，组织骨干力量，全力以赴。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物理所承担的“一号工程”任务获得国家科委的“重大科学成果奖”。（该奖状曾经挂在光学室的办公室墙上，后来流失。当年科技档案制度尚不健全，现今国家部委档案查询没有完全开放）一些参与“一号工程”的青年专家，后来在各自领域内成长为有名气的科学家甚至为院士。
当年我是科学院物理所附属工厂的技术工人，不是科学家，也够不上所级中层干部，竟然有机会与国内顶级专家一起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专家咨询会议，简直像个天方夜谭，若干年后发现其中有两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一是在科学院内，物理所论规模算是个大所，人才济济，专家遍是，为什么指派我出席会议？2011年，常龙存从美国回国探亲时来看望我，聊天时我就这个问题问起了他，他说这是所革委会研究决定的，只记得是革委会副主任、“三结合老干部”郭佩珊[6]提议的，而郭佩珊于1985年去世，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考证了。
二是在那个专家咨询会上，我的学术辈分很低。我提出两级冷却遗体的方案实在算不上什么尖端和创新的科学技术，当年与会的科学家中应该有人知道，起码是听说过“液氮制冷”吧，但是无人站出来提议或推荐相关领域专家和单位机构，也有点不可思议。
如今回过头去看历史，结合当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政治气候，或许我这两个问题也不算个问题。
【于书吉简介】：男，1936年生，山东海阳人。1953年起，在中科院物理所附属工厂和光学研究室从事科研服务工作。曾担技术组组长、实验师、水晶玻璃车间支部书记。
（采访整理者供职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本文是采访者单位在承担中国科协课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之一中的衍生采访。201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1] 洪朝生（1920-）北京人。中科院院士（1980）。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
[2]肖秧（1929-1998）四川阆中人。历任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党委书记，国务院第九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等职。
[3] 杨国祯（1938-）湖南湘潭人，中科院院士（1999）。1962和1965年在北京大学物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光学信息处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研究。曾任物理所所长。
[4] 韩伯平（1925-）生于河北霸县。1974年至1981年，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北京市副市长。
[5] 许祖彦（1940-）四川邛崃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1963年中国科大毕业，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2008年转入理化技术研究所工作，任功能晶体与激光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6] 郭佩珊（1912—1985）河北人。193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 1935年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为武汉大学救国会主要负责人之一。1958年到中科院科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1963年任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