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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潘金莲:爱了,你把我怎样?

  文化艺术不是这个胜过那个,那个打倒这个,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繁荣的概念。

  南方周末:对你美术上有影响的前辈有哪些?

  黄永玉:我佩服的人不是很多。我佩服张大千,张大千像钢琴,其他人像小提琴、大提琴,就是说,他完美、全面,就像梅兰芳一样。他画过一套八大山人的册页,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把它印出来了,很贵,我们中央美术学院买了一套,摆在橱窗里面。张大千一个好朋友有一年到北京,看到那些画,偷偷告诉我,这是张大千画的。

  张大千博大,身体好,用功,为人也很大方,不辞劳苦。他到敦煌去临画,因此长进也很大。那个地方可不是普通的、见识很浅的人有胆子去的,还要有财力。

  我曾经讽刺过张大千。那个时候我思想简单,自认为是左派,他是亲近国民党的。我在香港《大公报》写文章,他们有一个特务混在《大公报》,透露了消息,他知道了,就叫律师来找我们的领导,那篇文章就没有发表。

  南方周末:你对傅抱石的评价呢?

  黄永玉:也是了不起的,他很早就把抽象的和具体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很绝妙。

  张大千到后来年老了,眼睛不太好了,就泼颜料,让它流动,里面再加几个小房子、小人,也显得山和水都活了,意思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你对赵无极的画怎么评价?

  黄永玉:他表现一种境界,手法很高妙。他1947年还没有到法国去,在上海开画展我就看过,那时候他受保罗·克利的影响,又不完全是。后来他的境界、规模、气派都很大。这么大的一个艺术世界,他占到很灿烂的一个角,有所贡献。

  南方周末:你对当代中国画整体的评价是什么?

  黄永玉:今天这么多的人用宣纸、水墨,画了很多老百姓喜欢的生活,基础这么好,画得很生动,以前没有过。但有一个遗憾的地方是忘记了世界,世界有很多的艺术、很多的美,不光只有实际的,还有理想、美感这些东西。世界这么大,为什么要永远停在非常局限的美的观念里面呢?举一个例子,是因为有了现代化的房子、庭园才出现现代化的美感,画也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能不能把当代的这些绘画的成就,跟张大千、齐白石那一代或者更远时代的成就做一个比较?

  黄永玉:文化艺术不是这个胜过那个,那个打倒这个,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繁荣的概念,不是“打倒”和“消灭”的概念,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高峰。《清明上河图》那种技巧是那个时候的高峰,今天有今天的高峰。

  今天哪怕是前卫的画,一千年以后也成了中国的美术传统。前卫画里面也有好的跟不好的,也有成熟的跟不成熟的,就像女孩子穿衣服一样,不是新就好。

  南方周末:新不一定好,那旧呢?

  黄永玉:既不是新是好,也不是旧就是好。三十年前我就说过,我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创新。要画得好,就要努力,要去探索。一张不算数,一百张、一千张搞完了还不一定到了终点,要别人去完成它,前赴后继。

  南方周末:你画过一套《水浒传》人物,是画了108个吗?

  黄永玉:多一点,一百好几十呢!有的是一个人画好几张。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水浒传》,想画老画不成,“文革”之前准备刻一套木刻版,当插图,后来没刻成。年纪大了刻木刻不可能了,就画画,画上有一些批注,表达了我当时对《水浒传》的看法。

  南方周末:你最喜欢哪些人物?

  黄永玉:看人物刻画的深浅就知道,这也跟我对那个人物的资料掌握多少有关。比如说武大郎,有什么值得去画的?原来扬州有一个说书的,叫做王少堂,我看过1950年代他说书的一本记录。《水浒传》不也是瞎编的吗?他在《水浒传》的基础上也瞎编。他讲到武松的时候,说:他大叫一声,酒缸都共鸣,咣咣地响,这是《水浒传》没有的。所以我就画武松趴在桌子上,没有醉,假装醉,手都软了,眼睛斜着。

  南方周末:给武松写的批注是什么?

  黄永玉:武松那句话不重要。我给那些女的批注比较多,因为女的最受苦了,我就很同情。比如说阎婆惜爱宋江的徒弟,这不可以,幸好她抓住宋江同梁山勾结的把柄了,所以利用政治来敲诈宋江,争取独立。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政治,加在这么一个小女人身上,你说她厉不厉害?潘金莲我画了好几张,有一张说:爱了,你把我怎么样?王婆我都说她好,她能够辩证来谈问题,她给西门庆分析跟潘金莲约会的正反关系,放在今天她是一个科技信息人才。只有一个女的我不同情,叫宋蕙莲,我写的是:出卖梁山,勾结政府,存心害人。

  南方周末:四大名著里面《水浒传》是你最喜欢的吗?其他几本呢?

  黄永玉:其他不适合画画。比如说《红楼梦》,牵扯的方面这么多,连住房、凳子、椅子都讲究,怎么画?可爱的女孩子又那么多,都是漂亮的,还个个不一样,画出来又怎么样呢?《三国演义》就更麻烦了,还要打仗,上百、上千、上万的人打仗。《西游记》没有意思。《儒林外史》很好,这个书我最喜欢,比《水浒传》还喜欢,很耐看。

  我没有沈从文的痕迹,有聂绀弩的

  最早在陈啸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鲁迅全集》,是红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过,骂人可真会骂,后来我对什么人有意见,写信给人家,也学鲁迅的方法。

  南方周末:你最早开始对文学有兴趣是哪个时期?

  黄永玉:离开学校以后,有机会见一些先生,思想都是非常进步的,有很多的书让我有机会看。中国古代文学我有兴趣,里面都有很深刻的见解,现代文学就不大有兴趣,缺乏古代文学那些笔墨。

  中学读的文学很少。我在中学念过鲁迅吗?念过茅盾吗?翻了,没兴趣。有一个李劼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死水微澜》,我对书名很感兴趣,借来一看没有兴趣又还了。

  多少年以后长大了,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了,就拿来作为作品好坏的标准,但这个时期是短的。我大量的时期看苏联的小说,看俄罗斯的小说。比如1940年代,看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一直到西蒙诺夫、肖洛霍夫……回头一看,还是俄罗斯小说好,觉得这才是文学。

  我到北京之后,看了很多解放区的小说,比如赵树理的,也很感动,但是为什么过一阵子就不感动了呢?“文革”的时候《欧阳海之歌》,都说好,我也看了,很快就在脑子里消失了,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就想,原来有一个文学性的问题。

  南方周末:鲁迅和茅盾,也是那个时期看的吗?

  黄永玉:鲁迅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不晓得看过多少次了,最早在陈啸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鲁迅全集》,是红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过,骂人可真会骂,后来我对什么人有意见,写信给人家,也学鲁迅的方法。不光写信,对人、事情,都是用鲁迅的办法来看,比较尖锐。后来一想,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老这么刻薄?慢慢就感觉到那是斗争尖锐时才用的,不斗争的话何必用这么尖锐的话呢?

  南方周末:你对沈从文文章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永玉:比较晚,念中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我对现代文学都不感兴趣。懂得他的文章是在上海,1947年。之前我在德化做瓷器工人,去理发,理完买了一本《昆明冬景》,七八毛钱,我看不懂。后来看他写的《丈夫》,他21岁写的,这么深刻,很了不起。

  他写我们湘西,让我们认识他,更认识湘西,把湘西的局面打开给我们。另一个,他的文章这么讲究,像绣花这么细致地写出来。他写《边城》,改了不知道几十次,一句一句地改。

  巴金先生像巴尔扎克,博大,写了社会很多宏观的事件,沈从文像福楼拜,细腻、讲究,他写湘西河边一个老头子同孙女的事情,这么讲究,行文认真。他不完全像我们普通讲话,充满地方情调。

  南方周末:你觉得他把乡土的地方的东西变成艺术,奥妙是什么?

  黄永玉:主要是文学修养,他本身积累得多。这也是一个奇迹,我说他小学没有念完,他说他念完了,就算小学念完又怎么样呢?后来变成这么大的作家,这么有修养的学者。他真是像精灵一样,哪来的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他给你传授过、教导过什么?

  黄永玉:没有。你可以发现我写的小说里面没有他的痕迹。如果说我的文章里有聂绀弩的痕迹,我是承认的。聂绀弩的文笔、看问题的方法、表现手法,都非常好,我受了他的一些影响。

  我基本上受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和俄罗斯的东西更多,英国菲尔丁、法国狄德罗、俄罗斯契诃夫,受这些人影响多一点,包括取材和写法。

  契诃夫我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他二十几岁,笔名还是契洪捷的时候,专找好玩、好笑的事来写。1950年代我们到十三陵劳动,文艺大军,住三十六个帐篷,晚上大家一起聊天,我就讲契诃夫。翻译契诃夫的汝龙也在,听我讲,他笑得不得了,说你比我翻译的有趣得多。

  “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

  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读一些什么书,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黄永玉:这几年读老书。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萧乾翻译的。人们老强调它的意识流,其实不仅仅是意识流的问题,它是语言节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欢大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

  南方周末:看电影吗?

  黄永玉:看外国电影,中国电影也看。也看连续剧,明明很无聊的,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是连着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看了《男大当婚》,感觉很好,人物也好。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诚勿扰》,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状况,一些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你喜欢这个节目?

  黄永玉:我认为很要紧的,我是看的,还鼓动别人看。看到不太像话的事情大家很生气,还议论起来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像流氓一样,像黑社会一样。还有一些女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都说好了她又不干了,还有的站在那里就让人很讨厌,话很多,啰啰嗦嗦的。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持续不变的还是有变化?

  黄永玉: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这一点我是力行的。一直是这样的。基辛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外交为什么搞得这么成功?他说,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你弄古代的几句话来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太远了。

  南方周末:现在谈得多的是中国梦,能讲一讲你个人的梦想吗?

  黄永玉:我不想讲梦的问题,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对于国家的梦想呢?

  黄永玉:你现在问我,我现在才开始想。眼前我感觉到不简单了,去年、前年我还挺担心的,去年你们访问我的时候我还讲了,吵吵闹闹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个人说话算数。

  但是眼前稳定下来了,解决很多新的问题,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 责任编辑:赵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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