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了解到，神府多名投资“明盘”的煤老板除早期出手外，大部分烂在手中。
“资源价格上涨期间，迷信资源数量有限、永远不会贬值的神府煤矿老板，热衷于投资金属、煤矿等资源类矿产。”李帮生分析认为。
“最早是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乌海，再到宁夏、甘肃、新疆。保守点讲，整个榆林参与炒矿者至少也在1000人以上。”李帮生说。他曾多次为陕北炒矿大军提供过法律服务。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的神木地方政府向上汇报的内部资料显示，仅神木一县，“民间资本以炒矿形式外流的数额，保守估计也在200亿元以上”。
“这些海量投资中，真正属于自有资金的少得可怜，大多都是别人的。”李帮生介绍。
按照李帮生等多人的一致说法，陕北炒矿大军的主要成员，是从原来神府煤矿退股分离出来、手头已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投资人。温州游资最早深入山西炒矿，浙商、晋商等后来者越过黄河进入陕北炒矿。富裕后的陕北游资，也加入炒矿大军，一路向西，高歌猛进。
江浙等地商人在陕北买矿后，最先向远在东南沿海的乡党“扩股融资”，直接启发了陕北炒矿商人。
所谓扩股融资，是几年前陕北炒矿牵头人惯用的“暴富”手段，即买矿人假设原以两亿元从他人手中购得一煤矿经营权，却以4亿元“原始股本”(即谎称4亿元购买的煤矿)向社会公开融资。
在煤价暴涨，股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上述目标。更有甚者在煤矿升值后，直接“扩股”融资。比如以4亿元“原始股本”融资后的煤矿，几年后煤矿升值为8亿元，再以8亿元股权作价，对外公开融资。成功后，4亿元又成为股东们的纯利润收入。
“大股东分红后，统一口径不给下级吊股子的隐形股东如实分红，结果形成层层盘剥分红的现象。而不满层层盘剥分红的隐形股东或下级股民，退股后另起炉灶。将原来分红的盈利模式倒过来，借鉴传销模式，直接用‘金字塔’式对外向下融资。得手后直接加入买矿、炒矿大军，有的则直接用融资来骗钱。”李帮生分析说。
一边有需要资金的投资项目，另一边有大量渴求回报的游资。双方一拍即合，地下融资应运而生。
相关调查显示，榆林的民间借贷直接来源于鄂尔多斯的启发，到2010年、2011年、2012年形成规模。没有人能确切统计出当地民间借贷资金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