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影响决策的直接途径
进中南海授课，在程序上主要由推荐主讲者、选拔主讲者、撰写初稿、几轮甚至几十轮讨论修改、定稿、正式讲课座谈等环节组成。
据周叶中回忆，自己那次讲课“准备时间很匆忙”。2002年12月12日，正在学校上课的周叶中接到司法部电话，要他立即到北京接受一个课题。到了北京周叶中才知道，课题是给政治局领导做宪法讲座。“我和社科院、人民大学的专家分头做这个课题。接到任务的第二天我就返回武汉写讲稿，5天后把初稿交到了司法部。司法部领导决定让我在吸取其他学者讲稿优点的基础上，将讲稿修订完成。”周叶中说。
在几轮试讲中，至少有十几位部级领导和专家来听。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研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领导提出了许多很 好的意见。“我对讲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可以说这个课题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高培勇与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联合讲授的“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则准备了3年。“2007年，社科院就接到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任务，我与房宁教授还有多位社科院的领导反复调研、开座谈会，甚至去信访局了解工作，数易其稿，改了十几次，才有了最终的成果。”
高培勇认为，学者影响政治决策主要有4种形式：一是发文章，二是写研究报告，三是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四是在决策层集体学习时讲课。“最后一种是最直接、最近距离，也是最完整而系统地阐释自己思想主张的途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集体学习的形式传递给决策层，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最高追求。同时，给领导人讲课也是一个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好机会。”高培勇说。
随着集体学习的深入，很多外国研究机构都试图通过对中共领导层集体学习内容的研究，来探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智库：面对变化中的世界”国际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都对中国决策层的集体学习制度倍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特例。”高培勇说，“欧美国家的研究者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学习形式，他们的智库都是上赶着递交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决策层却主动集中在一起专门学习。”
在民间，“中南海讲堂”也吸引着普通民众的眼球。中南海讲师的来历以及媒体披露的内容，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人们关心的是，下一堂课谁会走进中南海，又会讲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