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国公众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获得政治信任的基础与苏联早期类似，都是建立在对领袖人物的政治信任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同样属于所谓的传统政治信任。但中国在向现代政治信任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在维护社会大众的传统政治信任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经济绩效获得了公众的政治信任。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现象反映了伴随经济迅速发展而来的焦虑或者不自信，这些社会上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焦虑，表现出部分国人对制度的不自信。
对于前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回避，承认“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⑩当前社会中出现的焦虑，正是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些焦虑存在的根源，更好地推进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制度自信。
首先，制度变迁对公众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冲击，造成了人心的迷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效率和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的积累，同时由于制度建设往往滞后于实践，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从平均主义时代走过来的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法治取代了人治，个人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得到了发展，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同时，各种政治亚文化开始出现，与主流文化相互碰撞。在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道德平台尚在建立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影响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第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尚没有完成，导致腐败的根源没有被完全铲除，吞噬了民众的信心。由于我国首先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则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式，政治权力并未完全退出，仍然盘踞在不少经济领域。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为某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空间，导致当前社会腐败丑闻不断。腐败分子往往是大权在握的党员领导干部，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党的声誉，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第三，制度转型期间形成的制度错位和缺位，导致有严重社会影响的安全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容易引起民众认识的混乱。最近一些年来，由于监管不力、制度缺乏等原因，出现了“三聚氰胺”、苏丹红、速生鸡、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出现了“楼脆脆”等在建楼盘倒塌事件，更出现过新建不久的桥梁垮塌事件，还出现了“黑砖窑”事件。除了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事件之外，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更冲击人们的信心。
第四，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一种有限信任。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政府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突发事件更是对政府管理的巨大挑战，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在事件中角色的差异、个人期望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差异。另外，互联网社会、快餐文化的形成，导致公众对政府往往是感性信任而不是理性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变化，则会导致公众信任的下降，这可能会表现为公众的制度自信不足。
现阶段我国民众社会焦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自信不足，这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其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没有特别的政治恶意。有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政治不信任的特点是：公众对上级党政部门的信任要超过对基层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信任，且党政部门的级别越高其所获得的信任度越高，对中央的信任度最高，群众往往担心中央的政策在下面执行的时候走了样。这说明民众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信任的。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在表达上尚处于可控范围，因此，对于民众表达政治不信任，我们不能漠视，但也不能恐慌，应理性对待。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被打破，在构建和谐均衡利益新格局之前，格局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协调、不稳定、不平衡的过程，从而引起人们对改革前景的迷茫，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从政治信任的角度来讲，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制度信任，才能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稳定而乐观的预期，提升人们的制度自信。王明进
注释
1 Mathew R. Cleargy and Susan C. Stokes. Democracy and the Culture of Skepticism: Political Trust in Argentina and Mexico,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p.14.
2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6页。
3 [英] 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71页。
4 上官酒瑞：“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5 上官酒瑞：“靠单纯经济增长赢得的政治信任是短命的”，《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0日。
6 张康之、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414页。
7 上官酒瑞：“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5期。
8 郝宇青、时晓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9 [美] 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