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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空心化调查:新一代打工群体或成农村房奴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

  在城市化的夹缝中“跳”来“跳”去

  调研过程中,吕途认识了“80后”打工者王佳。这个1981年出生的贵州姑娘,外出打工以来,已经换过6份工作。

  “我干得最短的是第一份工作,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

  “这种跳槽频率,在80后打工者中实属平常。他们换工作的频率,比他们的父辈要高得多。”吕途说。

  公益组织“工友之家”《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苏州,80后打工者近年来平均每9个月换一次工作,而上一代打工者每3.4年才换一次工作。

  上一代打工者的原因大都是被动的,包括工厂倒闭、金融危机。新生代打工者,换工作的原因则更加主动了。

  王佳第一次换工作的原因是工作脏、工资低。

  她这样描述第一次的打工经历:“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我的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第一个月发了250元工资,一个星期左右,200元就花没了,只剩50元。听亲戚和朋友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一看到塑料厂招工,我们几个就换厂了。”

  而河南姑娘聂夏云,换工作则是害怕受工伤。

  有一天晚上,和她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手被机器压断了。之后,聂夏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害怕”。不久,她离开了这家工厂。

  除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80后一代打工者,普遍更重视自我。

  2002年,湖南青年陈若水辞去了在广州的保安工作,原因是觉得工作太无聊。“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还能回忆过去,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于是,陈若水开始学做模具。为了提升技术,他在几个月内换了6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只干了半天,老板说我技术还不行,就没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几经辗转,陈若水的技术有些进步。一家模具机械加工厂的老板为了挽留他,加了3次工资,不过他还是要走。

  “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做这行,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今年33岁的陈若水说。

  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换过工作的80后打工者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16.9个百分点。19.2%的80后打工者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4.3个百分点。

  “上一代打工者并不习惯这种频繁跳槽。在他们的理念里,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吕途说。

  但80后打工者,则显然更适应高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他们换工作的理由,也和城市青年相差无几。

  吕途看好这种青年择业的生态:“这给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

  • 责任编辑: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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