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镇化是对地方政府的挑战——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核心提示：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不断加大，但政府收入却在减少，表现在工商业税收因中小企业不景气在减少，土地财政因房价下跌在减少。“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环境。
经济增速正在下台阶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从中国经济的短期走势来看，2013年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李佐军：我认为2013年的经济走势会出现前高后低、震荡前行的趋势。这里边既有市场自身周期的调整，也有政府的主动调整。只有经济发展降速才能真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前高”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2012年底的经济反弹余威还在，“路径依赖”使这种增长持续一段时间。第二，新领导班子上台，给投资者和消费者带来了新的信心。第三，中央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在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之后，地方政府、资本市场、房地产企业都受到鼓励，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第四，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继续复苏，欧盟经济企稳，日本经济短期好转等，拉动中国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会呈现“后低”？
李佐军：关于经济呈现“后低”的原因，我认为：一方面，去年5月份我国采取了稳增长措施，这是一定程度的刺激政策，这种刺激政策带来的效果一般持续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例如，2009年初的4万亿投资，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反弹，持续时间也就是一年左右。实际上从2010年的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已经出现下行趋势，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可见刺激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一旦刺激政策停止后，经济就可能进入下行通道。这次稳增长措施带来了2012年四季度的明显反弹，但实际上2013年一季度就没有延续反弹态势，没有达到上次持续的时间。
另一方面，从目前中央的表态也可以看出，政府容忍GDP增速下行的勇气在增强，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决心很大。最近中央政府在给金融体系挤泡沫，这些都会牺牲眼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对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很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中国经济的增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2015～2020年增速是6%～8%；2020～2030年是4%～6%；2030年之后是2%～4%。也就是说，眼下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低速增长的一个转型期。你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什么？
李佐军：一是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两年正在下台阶，过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是我国开始进入经济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消化经济中存在的泡沫和矛盾。这种调整要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
三是我国进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即进入这一时期，我国目前正好迈入此敏感时段。事实上，我国已出现了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曾出现过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增大、社会矛盾激化、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
四是我国正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使得我国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
五是我国工业化开始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和“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是重化工业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是质的提高阶段，经济增速相应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我国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六是我国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2.6%，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城镇化加速阶段上半场也是城镇化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质的提升阶段。进入到这一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规模就会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我们自身发展阶段的原因，是不是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李佐军：外部因素确实起了作用，比如我国外需下降了。国际经济危机过去后，我国的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也有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国家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所以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挤泡沫”与“软着陆”
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当学者开始呼吁中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会大幅下降时，提到的是“人口红利”的减少。“人口红利”的变化，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吗？
李佐军：人口红利只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关于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涉及的面比较广。包括需求动力，即大家常说的“三驾马车”；二是结构优化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升级等；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四是要素升级，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等；五是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可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经济增长；六是扭曲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七是压低福利保障支出、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八是采取经济刺激政策；九是通过政府的企业化，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
现在来看，其中六个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只剩下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个动力是我国今后的主要动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变革，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制度变革。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用的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保持自己低价竞争的优势都在消失，压缩掉的福利支出以后也要弥补。剩下的只有在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个方面做文章，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那以后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是不是应该更注重这三个因素的变化？
李佐军：我认为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的视角应更多元一些，过去我们太依赖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实际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架构过分强调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大需求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升级甚至制度创新等。
我们过去过分强调短期的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的分析。我们还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在过去几年反危机过程中，政府明显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危机来了，经济增长下滑了，失业率增加了，就开始强调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建设，大规模印钞票。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或即将出现大规模资产价格泡沫、大规模通货膨胀、大规模银行坏账、大规模债务负担、大规模产能过剩和大规模市场化倒退。
另外，我们过分强调宏观总量的分析，相对忽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