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重庆模式”是“左”的东西。
哲学上，主观超越客观谓之“左”，主观落后客观谓之“右”；无论“左”或“右”，都是主客观背离、不相符。
如前述，薄熙来对重庆的认识和判断是准确的、符合重庆客观的，哪来主客观不一致？何“左”之有？
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人不喜欢毛泽东（谁提毛泽东谁就是“左”），甚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所有做法都当成“左”的东西来加以认定和讨伐。
这不能不是一种幼稚和偏见。诚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过“左”倾错误，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把毛泽东思想和“左”直接划等号。薄熙来重提共产党的革命理想，重提愚公移山的精气神，如果这也姓“左”，那共产党还姓马克思吗？
这个问题所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现在谁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容易被说成“左”。这很可怕。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早已在蚕食和吞噬我们民族的灵魂和骨髓了。薄熙来说：“我们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资本，更没钱‘发奖金’，但有先进的思想，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如果GDP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中国政治，太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完全不讲物质当然不对，但这些年来完全不讲精神就正确了吗？
饶有意思的是，在写作本文时，笔者意外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边厢“君居长江头”的重庆，薄熙来重提理想和信念，重提为人民服务，这边厢“我住长江尾”的上海，韩正市长要求“将世博留下的宝贵财富转化为城市管理新实效，大幅增加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购买服务”（见上海《东方早报》2010年11月7日要闻版）。好一个“花钱买服务”，这与为人民服务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啊！在这种语境中，薄好像是“左”了。
薄熙来是吃过“左”的苦头的。他在文革中被关押五年之久。我相信他对“左”深恶痛绝。只是他不愿意“在倒脏水时连孩子都倒掉。”我们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不等于可以彻底否定和丢掉毛泽东思想啊。
要知道，在中国，“非毛”和“否毛”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八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说“重庆模式”是薄熙来个人专制的东西，看不到民主与法制。
这种意见颇有市场，其实似是而非。
平心而论，“重庆模式”确确实实、而且不可能不带有薄熙来个人的深刻烙印和色彩。这很正常，就像人们无法想像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没有里根的“里根经济学”，甚至，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一样，如果没有薄熙来，是不可能有今日之“重庆模式”的。
这和专制与否是两回事。列宁多次讲过领袖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到了高度发达和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亲爱的朋友呀，请不要忘记：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依设立时间排序）直辖市，它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由整个国家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是说，在涉及民主与法治这种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薄熙来曾借用体育术语来表达：重庆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规定和要求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重庆自己的“自选动作”。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能脱离国体、国情来苛求薄熙来同志“应该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顾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许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不切实际地要求薄熙来同志主观超越客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