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力量常常比道德观念更有影响力，美国因为知识产权而获得商业利益，国家政策则对世界不平等推波助澜。大多数国家已经和美国一样：穷人的生命因公司利润而牺牲。但就算政府愿意出钱为民众提供巨数遗传的基因检测服务，那也会付出代价：政府为了某项医疗服务而支付高昂的垄断价格，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推广其他医疗服务。
巨数遗传体现了拙著《不平等的代价》所指出的三个方面。首先，我提出，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后果，还受到政治、司法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知识产权机制无疑推动了最恶劣的不平等。生命权不应该从属于不均等的支付能力。
第二，我国经济体制中某些万恶的不平等状况是“寻租”的恶果：通过操纵社会或政治环境而攫取利润、创造不平等——瓜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最恶劣的是，少数人通过牺牲底层人民积累财富。巨数遗传的高额检测费用既没有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或提高经济活力，又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
有医疗保险的人为巨数遗传创造了利润——医保可抵消部分检测费用，而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一旦上钩，就必须支付巨数遗传开出的垄断价格以及后续服务。由于价格超过了可承受能力，这些人可能会有过早死亡的危险。
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论者宣称，这是我们享受创新所带来的必要代价，长远看来，知识产权可以拯救更多人。两难境地：一边是人数较少的贫穷女性，另一边是未来人数更多的女性群体。但这种说法有许多漏洞。本案中，这尤其荒唐，因为，这两个基因早晚会被“人类基因组计划”分离出来。但荒唐之处不止于此。基因研究者甚至提出，专利实际上阻碍了研发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干扰了科学研究进程。所有的知识都以现有知识为基础，垄断现有知识也就是阻碍创新。巨数遗传自己的发现——就像其他科学活动一样——使用了其他人研发的技术和理念。如果不依靠原有知识，巨数遗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技术。
第三，正如拙著的书名所强调的，不平等不仅要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它还有物质上的代价。监管知识产权的司法体系设计糟糕，很容易带来寻租——我国便是如此，虽然最高法院最近的几次判决有所改善。结果是，创新少了，不平等多了。
上月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 福格尔（Robert W. Fogel）曾提出一个洞见：健康和技术的双重进步是自19世纪以来经济爆炸新增长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说，滋生垄断寻租的知识产权体制阻碍了人类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创造了不平等。
不妨另辟蹊径。知识产权的捍卫者们过度强调推动创新的作用。大多数的重要创新——计算机、晶体管、镭射激光的基本理念，以及DNA的发现——都不是因为金钱的诱惑而诞生。这些都是对知识的渴求的产物。当然，科学离不开物质支持。但专利制度仅仅是提供科研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不是最佳的方式。政府资助、基金会、奖励（对于发现者予以奖励，并通过市场机制获取收益，普及知识）都是可行的方案，且不会像专利制度这样造成不平等。
巨数遗传的DNA专利是最恶劣的医疗不平等现象之一，反过来看，也是最恶劣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之一。最高法院的本次判决坚守了我们所珍视的权利与价值，令人欣慰。但这只是社会与经济平等的漫长斗争中的一小步。
（本文原刊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评论版2013年7月14日；朱新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