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你认为你对这套管理思想的贡献是什么？
马云：我觉得可能是同事们在花时间做创新做服务，我是花时间把中国的“儒释道”的管理思想，加上西方的企业管理的法和理，把它们合起来，融合进去。所以，我们1999年就提出，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全世界的大市场。当然，我们的管理还是有问题，但总体来讲，管理不可能没有问题，包括做“生态系统”不是做“帝国”，这也是一种管理思想。做“生态系统”的管理思想和做“帝国”的管理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帝国”是控制型的，“生态系统”是发展型的。举个例子，中国有几家公司可以吃得消，每年换组织架构，从一家公司变成三家公司，变成七家公司，再变成二十五个分支机构，就凭这一条，我不知道中国有哪家公司可以在两三年内这样不断的转换，我们今天要拆个部门换个部门，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从宣布到完成整个转换，这可不是一般公司吃得消的。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想法走到执行层面，比如说一个策略的改变，然后落实到执行完成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你满意吗？
马云：我觉得挺满意的。我和我这些一起共事的同事心灵相通，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为变而变。比方说，我们从几家公司变成二十五个实际上是三十一个事业部，加上支付宝体系，我们从决定、宣布到完成整个变革也就十天时间不到，但是前面的准备工作花了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前面部分大家的思考和沟通过程是很关键的。我觉得挺满意的，毕竟是人组成的一家公司，是文化组成的一家公司，任何的变革都是很痛的，具体到到我们公司，变成每一个员工要真正拥抱变化着的这个价值体系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那作出这些策略的转变的时候，你扮演什么角色？
马云：我？我觉得通常我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记者：不是拍板的吗？
马云：拍板，意味着责任的承担。如果出事儿了，我就要对过程担责任，但是如果已经出事了，责任你也承担不了。你知道，拍板，作为CEO，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你就要做下去。你坐在这个位置，你就必须承担这样的职责。
记者：卫哲的离去也是承担了CEO的职责吗？
马云：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记者：那你面临这种不得不做的决定的时候，你有过难做的时候吗？
马云：当然，好做的决定就不叫决定了。当CEO，往往最好的决定一定是艰难的。艰难的决定未必是好的决定，但是，好的决定一定是艰难的，因为，它一定是痛的呀。一定会损失一些利益，一定会得罪一些人，否则，等于没有做决定。
记者：你遭遇这样的时候多吗？
马云：多，多了去了。
记者：多到不会痛了吗？
马云：痛，那习惯了嘛。没有一项决定是轻松的。因为事实上你考虑到的不是一个决定，你考虑到的是无数人的工作，生活，他们的家庭和未来。
记者：你需要有这么大的责任感吗？
马云：我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但你要背着这个责任感就做不了这个决定了。像有时候，很多小年轻，他做一个决定就要影响几十万上百万的卖家，你知道这个决定会影响多少，但你不能带着这个责任去做这个决定，那你做不好的。你今天想，这个决定出去的话，那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那这个变化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是，你不能说，我要为这帮人的生活去做这个决定，那你这个决定就做错了。
记者：这个时候还是要有理智和情感的区分？
马云：那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