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
苏联政府片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
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中国外交部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曾片面理解中国对其派遣援华专家的评价。这导致苏方加速召回专家的进程。
1960年7月16日，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苏达利柯夫当面向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份档案提到：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来中国时，中国方面曾表示对某些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对苏联的责难。
这份编号109-00924-01(1)的档案显示，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曾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回苏联专家，因为考虑到这些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在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在1958年曾再度向中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
而1959年10月的一份档案则清楚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而且，这批最新解密的1956年至1960年的中国外交档案中，不只一处提到中央有关方面指示举办宴会欢送苏联专家，并赠送礼物等事项。此外，1953年8月29日《中苏友好报》报社还接到读者关于苏联专家是否能与中国女工结婚的询问。这都为中方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关系作了生动注脚。
媒体记者在查阅档案后还发现，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待遇方面得到了尊重。一份编号109-00794-02的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一年的工作期限内，休假一个月，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和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和他们的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