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是要去刺激需求，而是去解放需求、释放需求！中国潜在的有效需求至少以万亿元计。 （向春/图）
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是要去刺激需求，而是去解放需求、释放需求！中国潜在的有效需求至少以万亿元计。
多年来，各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因此消费需要刺激。扩大“三驾马车”里的投资与出口越来越难，核心当然是消费。消费需求的扩大靠什么？当然不是增发钞票。
大国经济，消费有梯度，要抓住不同人的不同消费。现在扩大消费，更突出的问题也许是：很多需求很旺，但得不到满足。如果解放这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中国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巨大空间。
婚姻类需求
对大部分人来说，婚姻是可实现的。但对低收入的、残疾的、老年男性，他们的婚姻需求实现有难度，极少数人有绝对难度。很多被动的光棍主要缘于贫穷，无力付出本地区正常婚姻所需的费用（数万或数十万元）。不过，不同地区的贫穷程度有差异。比较贫困的男人在本地区找不到伴侣，但可在更贫困的地区找到。
实际中，由于贫困地区的封闭，缺少非营利的婚介组织，贫穷男性找伴侣的空间很有限，由此产生了特别的活动：拐卖更加贫困的妇女。政府不能只是打拐，更应为婚姻的需求方、供给方着想，不能只堵不疏。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能有一批婚姻经纪人，形成广泛的婚姻信息网络，婚姻有效需求可以得到较充分满足。
残疾人、老年人的婚姻需求与低收入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综合起来看，这部分人的婚姻需求市场在千亿元级，考虑乘数效应，应为数千亿元。从纯粹拉动消费角度看，过于“节俭”办婚事不利于经济增长。
丧事类需求
婚事、丧事都是人生中的大事。从市场经济看，任何个人的需求，只要不危害他人，都不应限制。丧事之类的需求不应过多限制。
比如，尸体处理可以鼓励火化，但不必一刀切，应尊重一部分人采用土葬方式，丧葬可以是非耕地，比如山地、西部地区，也可以是耕地边角（苏北就比较普遍），采取拍卖方式，给予一定年数的使用权，可以续约延期使用。假使中国每年900万死亡人口中有90万人土葬，其占用的土地，相对于每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几十万公顷是很少的，如果利用林地空隙则影响更小。
又如，发展丧葬用品，供火烧之用。这绝不是浪费，而是消费。同时，丧葬市场要打破垄断，非公经济必须介入，解决“死不起”的问题。
目前，对死亡的研究，包括其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中国非常缺乏。如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丧葬服务业也非常重要。在很多农村地区，实际上已经存在相当规模的丧事服务队伍。关键是要扶持而不是压制。
家庭类需求
家庭医生需求。现在部分城市的社区医院，通过1（医生）比100或200（百姓）的“全科家庭医生”形式开始提供服务，但实际上只有形式，没有真正的契约。不是百姓收入低，而是医疗不以医师为中心，医院仍是国有制的大一统，医院更像是机关老爷，名医、名院的市场需求巨大但受到极大限制。有的医院挂号，夜里10点去排队不一定挂到，一个号倒卖到500—1000元甚至更高。各个行业中，医疗机构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以201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约2.5万亿计算，百姓因为没有有效供给而被限制的有效医疗需求至少有10%，即2000亿到3000亿元。
家庭用工需求。随着收入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家务劳动越来越社会化。比如，住宅保洁（包括擦窗户、洗油烟机等），看管照顾小孩、老人及患者，对钟点工、厨师、家庭护工、壮工等有需求。
中国城镇家庭两亿多，如果有10%需要家庭用工，则可以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按人均年工资2万元的低水平计算，一年可带来4000亿收入。
再如，中国有医师250万，但护士只有200万，而国际上医师与护士是1比2以上或千人3个护士。按照最低标准，中国也可以创造500万个护士护工岗位。按每人最低年工资3万元计算，一年可以带来收入1500亿元。
私人法律顾问。改革开放前中国一度几乎没有律师，现在已有二十多万。如果有1%的城镇家庭需要律师作顾问，一个律师服务10个家庭，目前全国所有的律师都去干家庭法律顾问都不够。中国目前有法人单位八百多万，按一个律师服务10个法人单位计算，至少需要80万名律师，是现有律师数量的4倍。如果再考虑城市家庭对律师的需求，至少需要100万律师（略超过美国）。按律师年收入10万元低水平计算，一年可创造的收入至少千亿元！
私人保镖。城市家庭不少需要保镖，如果再向国外输送保镖，市场更大。问题是现行政策限制设立保镖公司。保镖行业完全应该放开，根本不必由公安部门主管。家庭及私人对侦探调查的需求也很大，公安部门又不提供且限制这种私人服务，结果只好采取地下、私下方式寻找侦探，很不规范。我建议，尽快在法治的前提下，开放这一市场。
最后，家庭生子、养子需求。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家庭不能、不愿生子，但他们又想要一个孩子。私下借腹生子、借精生子、私下抱养，引发一系列问题。我建议放开此一市场，培养一批中介经纪人，建立一套更合适的自由领养制度。综合以上各个方面，中国可以释放的家庭需求数千亿元。
娱乐类需求
娱乐需求的内容很多，比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陶艺、根艺、电影、电视、博彩、玩具、卡拉OK、网络娱乐、明星经济、公园、歌舞厅、游乐场、景点景区、军训、体育、电子游戏、鞭炮、宠物、马戏团、陪读、陪游、陪聊、假日经济等等。所有可以使人松弛的产品、服务都属于娱乐经济。这里特别分析一下博彩需求。
博彩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大多数国家已经认定其合法。在中国，其可能的形式有：打牌、搓麻将、电子赌机、跑马、斗鸡（牛等）、发行彩票及各种摸奖活动。
博彩的特点是：既要博智，更要博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这一点不同于完全以博智为特点的围棋、象棋等活动及主要以博力为特点的拳击、武术等活动。实际上，搓麻将争输赢与发行彩票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投机，都是想中奖，90%以上的彩民恐怕主要是这个目的，如果发善心那就干脆捐献。
博彩活动中出现的斗殴自杀等，与博彩本身并无关系，就像有人用汽车故意撞人并非汽车过错。只要是投机，总是有赢有输，只不过搓麻将中对手互相认识，炒股中相互不认识。博彩活动中不少违法活动，恰恰是由于不让其合法经营造成的，更易与黑社会勾结经营。不能因噎废食。
当然，博彩业可借鉴股市，为防过度投机，设立涨跌停板制度及不许透支制度。我在苏北老家发现民间已有一种封顶麻将玩法，即规定参加搓麻的人只允许赌100元，如果输光，则后续再输不需付款，即不透支。博彩活动具有巨大的民间普遍市场需求，不能一禁了之。
俗话说，乐一乐，十年少。娱乐产业应是第三产业中非常朝阳的产业。
精神类需求
首先是精神的终极追求。比如宗教信仰需求不断增大，各地不断修建寺庙、教堂。决不能把烧香拜佛都看作封建迷信。事实上，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即以华人圈而论，香港去寺庙、教堂的人并不少，台湾信徒更多。至于算命，不管准不准，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个体精神，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实用行为。
精神需求还包括言论与结社的需求、心理咨询需求等。目前中国的服务性社团、兴趣性社团、人文性社团太少。对社团的管理应是宽进严出，少些官办，多些民间。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都以百万计，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减少限制，可以增加就业几百万，尤其是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每年可以增加收入数千亿。
其他需求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多，已达13.5亿人；国土面积不小，近千万平方公里；民族多样，其中5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就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满族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严重；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且分布很不平衡；尚有1%左右的赤贫阶层（智残、身残、长期患病等）；法治远不到位；不同技术水平的生产力并存。
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中国的消费需求极为复杂多样，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或法律、政策不支持这种满足。
这里再说说人体器官（包括血液）市场。
从宪法角度看，每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公民都应有权处理自己的身体或生命。比如，即使我们不承认自杀合法，但并不违法，也无法追究。不管法律上如何规定，事实上中国是存在器官（血液）买卖市场的。不管是否承认，义务献血由于所在单位的高奖励，实际上已近乎卖血。当然，有人愿意绝对无偿献血应鼓励，但这不代表多数人。
面对每年百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而只有1%得到满足，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严格符合医学规则的前提下，如果一些身心健康的人自愿交易，难道完全不可以考虑？此类市场由地下走到地上，可以减少只有特权者、外国人可以得到器官的怪象。
综合起来，中国潜在的有效需求至少以万亿元计。这万亿级的潜在有效需求相当于2011年中国GDP的一成以上。据此看，中国社会总供求状况不是供大于求10%，而是供小于求10%，是供不应求；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是要去刺激需求，而是去解放需求、释放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