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3年7月4日，埃及开罗，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高喊口号游行示威，海报上写着“民众将支持总统的合法性”。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在最高宪法法院宣誓就职成为埃及临时总统，主持过渡时期事务。
民主国家里的民众反叛最近很引人瞩目，也很自然地引发一些西方学者和观察家的关注与思考。埃及、土耳其、巴西等国(其实也包括美国)，为什么接二连三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什么民众有了选票，还需诉诸街头示威?
《纽约时报》名笔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最近在其专栏中认为，原因有三个。其一，是所谓的不自由的大多数主义，即靠多数选票上台者，误以为多数当选就可为所欲为;其次，是中产阶级工人受到国家福利减少，工作压力加大的挤压;其三，是手机、平板电脑和现代社交媒体的兴起。
首先提出问题的实是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员保罗·彼勒(Paul Pillar)，弗里德曼是借之发挥。彼勒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短文，就以“民主国度里的反叛”为题。他作了三点观察：其一，是表面上看来相当稳固的民主，其实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脆弱;其二，是民主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解决所有与稳定有关及应付人民诉求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以为民主化是万灵药;其三，是骚乱明显是这些国家的当政者始料不及的。
就土耳其的个案来说，当中也可能包含了执政者脱离群众和好大喜功的问题。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三连任之后，可能头脑发胀了，梦想往日奥斯曼帝国的光荣，要改建首都伊斯坦布尔市最重要的城市中心广场，拆毁广场附近的盖齐公园，并在原址上修建购物中心和军营。就是这个举动触发民众反对，开始时是静坐示威，随后演变为骚乱，民众也借机宣泄其他的不满，包括反对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倾向。换言之，民主化、世俗化和宗教回潮的矛盾浮出了水面。
就巴西而言，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导火线，是当局打算调高巴士车资。政府在压力下取消涨价计划后，却无法平息蔓延全国的示威浪潮。示威者的诉求也从反对车资上涨，进而扩大到对官员腐败;教育、医疗的不满，以及政府不顾民众福利，为主办明年世界杯足球赛而耗费巨资兴建体育场。
民主不是万灵药
埃及的情况和土巴两国也有所不同。一年前，总统穆尔西在埃及有史以来的首次自由选举中当选。但今天，他却被指违背革命运动，把权力集中在回教主义组织手中。批评者也指责他没有遵守承诺，成为所有埃及人的总统，同时也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群众示威反映了穆尔西上台以来，埃及社会的日益分化。一个阵营是穆尔西和他的回教主义支持者，另一阵营则是世俗派、自由主义者、温和派回教徒和基督教徒。
上述几个国家各有各的复杂国情，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实行民主制度，政府是民选的;民众走上街头示威，反政府，也各有各的复杂因素。彼勒和弗里德曼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看法都言之成理。
彼勒说民主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能以为民主化是万灵药，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因为，美国人向来是以自由民主先锋自命的，而且也常常假自由民主之名，在世界各地使用其军力或投射其影响力。苏联瓦解后，美国人还一度以为那是“历史的终结”;换言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已取得最后的胜利。但美国人向外输出和移植民主，往往徒具形式，成效不彰。埃及、巴西、土耳其等国出现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因此不免让一些人有所反思。
民主化之所以不是万灵药，根本原因在于，民主的有效运作，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强行移植民主，就会出现失败的民主、畸形的民主。民主制要行之有效，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人的因素，否则就必定会出现各种民主的“赤字”。
民主制也是多党制，政党竞选，胜者当政，却不能保障当政者一定具有必要的执政能力。反之，结党营私的弊端突出，为公的却非常稀罕。美国的开国者早就预见到党派斗争的危害性，但也只能以分权来制约当权者。今天，美国国会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已经因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恶斗而陷入历来最低点。
民主国度的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凸显民主制的诸多先天缺陷。民主选举照理应该是选贤任能，但实际上往往只是以选票取代枪杆，权力争夺的本质不变。因此，天真地以为民主化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带来美好的生活，这种幻想是注定要破灭的。这是人们走上街头的根本原因。走上街头的群众，其诉求往往是更换政府，以为政党轮替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期望往往也是要破灭的。这就是民主的折腾。
对众多民主国家来说，民众以集会或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诉求，包括要求政府下台，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常态。追根究底，应该说都是民主实行无效的反弹，迄今为止，新加坡算得上是个特例。
作者是新加坡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