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明清御史触目惊心的贪腐之状，似乎他们真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实不然，天还是有的(皇权始终在他们的头上)，法也是有的，而且还很细密和严厉。明代《出巡事宜》等法律对御史出巡的方方面面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如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和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法律规定得再明白、再严厉，御史们似乎视之具文，你做你的规定，我行我的腐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专制集权有时表现得非常刚强暴虐，而有时又显得十分软弱无能。其中缘由，应该引起我们好好思索。
监察机关的工具性本质使其职能严重异化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性质从一开始就被定为皇帝的“耳目之司”。明太祖在敕谕中反复重申：“风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无壅弊之患。”明成祖也说：“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识体者不任。”清雍正也说：“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关甚大。”作为“耳目”，不能不听从耳目主人的意旨;作为“耳目之司”，其本质就是皇帝御民御臣的工具。御史们弹奏可以不请示台主或院主，甚至可以弹奏台主或院主，但不能不听命于皇帝。明代御史纠弹“皆承密旨”，出使时持有霜简，回朝经赴御前面奏。尤其是涉及用人、赏罚、生杀等大事，御史们更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轻则遭到训斥，重则被处惩罚，有清一代，此类事例经常可见。例如乾隆十一年，御史周礼奏请将户部侍郎李元亮开缺守制，遭到高宗训斥：“国家用人，朕心自有权断，臣下不可意为进退。”嘉庆八年，给事中鲁兰枝为图萨人命案上奏辩驳，仁宗极为恼怒，“生杀予夺大权，操之自上”，该科道官执简而争，“成何政体”!最后以“欲擅朝政”将其降三级调用。
明清监察机关的工具性、附庸性实质，不能不使监察职能发生异化。本来，朝廷设立监察制度的目的是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整肃腐败，但实际上，监察制度沦为君主驾御臣民、强化君权的工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钦承宸断”的体制下，监察官员对自己行为的选择无非是以下三种：一是秉公执法，刚正直言;二是缄口默语，但求自保;三是揣摩上意，专事迎主。在三种选择中，第一种必然是少数，第二种、第三种必然是多数。因为，在刑赏生杀悉由乾断的政体下，秉公执法、刚正直言主要是其卓尔不群的个人素养和品德使然，而缄口默语和专事迎主则是体制使然。在明清，随着专制体制的强化，虽然监察立法的完备超过以往各代，但监察官员的行为也消极蜕化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法律文献中，我们时时会看到皇帝对监察官员唯恐失言、危及身家性命而疏于监察的训斥。有些监察官为应付考核，逃避怠工旷职之责，专挑无关痛痒之毛举细故滥竽充数。嘉庆针对科道官相互推诿、随同画诺的颓废之风，还特制“谏臣论”一篇，令所有科道官员每人照录一遍，进行大学习、大讨论，但仍难以收效。监察官工于心计、曲意迎主，更是比比皆是之官场现象。
欧阳修《朋党论》
明清御史沦为朋党争斗的工具
明清御史职能的异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不能不说，这就是御史沦为朋党争斗的工具。朋党之产生，或因皇权之需要，或因皇权之弱化，本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母体上的一个毒瘤，是皇权极端化滋生出的一个怪胎。不过，从根本上说，宦官干政和朋党争斗会使国祚不定，朝纲败坏，是帝国政治的一大祸害。《钦定台规》就明确规定：“结党恶习诚朝廷之大患。”因此，明清法律都将纠弹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列为科道官的首要职责。实践中，科道官纠弹朋党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宦官干政和朋党炽烈的时期)许多科道官都身陷其中，充当朋党争斗的枪手和工具，走向了御史正常职能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