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85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一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
在笔者看来，倘能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植根于党和群众之间的真诚深度互动与自由开放沟通，就有可能让真问题和好办法一起浮现出来。通过深度沟通，也能把传统的动员式的政治运动，转型为回应型的良性互动。
很多研究指出，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之所以相对平稳，是因为它是一片主要由移民构成的“新大陆”，较少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庞大农业社会的束缚；而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激进动荡，是因为新兴因素被传统因素死死拖住。在前者，社会矛盾的化解更多依靠多方协商和多元利益的表达机制的确立；在后者，矛盾的解决只能用非常决绝的方式。
从某种程度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更接近法国。中国有最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官僚社会，一头是高度集权，一头是缺乏自组织能力“一盘散沙”。而中国革命也只能走上动员型的道路，即自上而下动员分散的社会大众参与，而大众也习惯把命运交由领导权威安排。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演进，是从微观主体的自我意识复苏开始的。在微观活力释放的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自主性大大增强，而社会差异也在不断扩大。而由于长期缺乏自组织的社会生长发育，当今更像以利益交换、比较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具有自治能力和法治精神的社会。所以，一旦出现“不公”的矛盾，往往没有办法通过社会协商、协调和法治化途径去解决，还是习惯于动员型时代的方式，就是找政府，由政府扛。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人，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身体已经是自由的，但灵魂深处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主性。但同时，由于今天的社会经济远比计划经济时代复杂，执政者事实上无法再通过几次动员，就能解决问题。即使一时奏效，问题也很快会故态复萌。
新的社会演进方向只能是从动员型向回应型转变，也就是放弃一劳永逸的靠领导去解决的幻想，而依靠无边界的直接沟通，发现新的解决问题的机制。机制和法治比什么都重要。而在自主与互动的交融中，才能让社会真正得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