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政策不会再来了，中国经济的未来更多会取决于“市场”。
6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这与此前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曾表态过的“要实现今年的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相呼应。
更多人开始坚信，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空前困难之时，深化改革成为再造红利的唯一选择。
由此，重新梳理和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得十分重要。也正是在6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取消和下放了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新型政府的职能到底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明确边界怎么划？市场的效率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如何发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提供了回答上述问题的不同视角。
经济观察报：对现阶段“政府之手”的作为如何评价？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许善达：我认为政府在履行自己职责里面，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我也认为，中国政府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所以研究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在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上，我们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职能，废除什么职能，这两方面都需要研究。
赵昌文：我们近期完成了一份“企业眼中的改革顺序”的调查，对1500家公司，包括1200家上市公司和300家左右的非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我们列了九个方面的选项，请企业来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改革的方面。调查结果是，“完善市场体系”被选作第一位，排第二位的是“理顺政企关系与转变政府职能”，三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其他的，财税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等等。
政府在完善市场体系里能发挥什么作用？大家一般都会说“缺位、越位、错位并存，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多了”，这样的话都经常在说。对于企业来说，大家觉得政府的重要职能实际上是尽可能减少干预，同时加强监管，这两句话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减少干预、加强监管，就是直接干预的尽可能减少，同时该监管的，比如食品安全等等很多方面应加强监管，尽可能增强监管的透明度、公平性等等。
宋晓梧：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大多数讨论是集中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而现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地方政府与市场配置的关系十分扭曲，这个问题如何认识？怎么解决？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问题，我觉得过去讨论得不够，这个问题现在存在重大理论争论。
我认为，实际上政府越位、错位、缺位这三个问题在地方政府表现得更加突出，比中央政府还突出，尤其是越位和错位方面，很多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充当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现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现象，有不同意见。
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竞争，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合理性，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现在要看到，地方政府的竞争极大扭曲了地方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同时压低了劳动力成本。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与企业界限分不清楚，提供了巨大的权钱交易空间。现在，面临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局限日益显现。
但是，有相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应作为正面经验被肯定下来。从世界范围上看，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来，欧美的经济模式“褪色”了，而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提出我们中国已经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从国外到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论证，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恰恰在于地方政府竞争，这在欧美、四小龙和日本都是没有的，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
现在变成了两种三维体制的比较了，一种三维体制是政府、社会、企业，社会主要是社会组织，还有一种是张五常、林毅夫等高度支持的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这样一种体制，到2020年究竟建立哪种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值得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