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六安往事
六安时期确实是倪发科仕途中重要的阶段，功过大部分都在于此。
倪发科调任六安的第二年，六安撤地建市。倪将此视为六安“加快发展的新机遇”，实际上六安形势并不乐观。
河南固始县与六安毗邻，2004年，该县县委书记就放言，“我压根就不会跟六安的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比，我就直奔六安，我跟六安市本级比。省委让我在固始干5年，5年之后，如果超不过六安，我就从银博大酒店17楼上跳下去！”
也许与倪发科在芜湖分管城建的任职经历有关，2002年他任六安市委书记后，就推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首次运用“经营城市”的理念，要求在城市建设中做到“高起点、大手笔”，“其实就是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拆，一个是建”。
王姓退休官员称，对这项工作，当时有很多干部和群众不理解，到处告状，最终没有什么后文。倪发科“扒市长”的外号却在坊间传开。
即便如今，数位安徽官员也承认倪发科抓住了“十一五”城市发展的机遇，拉开了六安城市框架，“至少不再是回良玉任安徽省委书记时评价的屯了吧”。
也有不屑者称，由于“没有合理规划，很多地方很乱”，大部分都还是土地财政的泡沫，支撑不了六安多久。
的确，除了城市建设，倪发科在六安的另外两大发展思路：国企改制和矿产加工成果就小得多了。
他在六安期间，促成了多桩外来企业收购当地国企。因此曾一度引发“国资贱卖”质疑，一些国企员工对此意见较大。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在当时，还是比较有魄力的举措。”李明称。
倪发科力推的铁矿开采与深加工也一直进展不大。到2008年他离开六安时，已经有十余家铁矿企业入驻霍邱，但都是开采，处于价值链低端，没有形成产业链。
也是在这一年，六安经济总量从1999年的100多亿跃升至534亿，从2003年后即保持两位数的增幅。
吊诡的是，正是这些他力推的、给六安带来变化的重大战略，似乎给了他腐败的机会。
“开常委会时，土地、矿产开发等，他首先表态，想给谁就给谁，不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策。”翟英认为，“还是权力过大。”
六安是“老区，关注度高，做出了一点成绩，声誉就高”，尽管毁誉参半，倪发科仍然得到升迁。
做作的“落泪说”
对于腐败，倪发科不是没有深刻认识。
2006年，六安一名副处级官员被调查，其母亲得知儿子犯错误后，专门给时任六安市委书记的倪发科写了一封信，由于信中言辞极为恳切，倪发科感受颇深。
“这名干部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读完信后，我落泪了。我们有责任教育、监督干部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当年六安市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倪发科当着众多官员谈到了自己的感受，言语真切。
当时六安城市建设正处于高峰期，倪发科坦承，“国有资产运营、土地使用权出让、工程招投标、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权运用等仍是群众反映的重点和矛盾的焦点”。
他认识到了问题，却不想多年后，“倒在了这些问题上”，王姓退休官员认为“落泪说”很做作。
倪发科“现在已经不在安徽了。如果在安徽的话，我们这边会配合一下”。翟英称，与以往办案不同，“现在中央纪委办案很简单了。为了办案安全，一般不驻在当地办案，而是将所有涉案人员带到北京。”
“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加强，我估计很快就能将基本事实查清楚。”翟英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采访对象为化名)徐浩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