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恶作剧
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巨大惊吓
“文革”时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
反思
“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
刘伯勤的反思在“文革”中期就已出现。
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老家山东省政协大院的时候，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
“‘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慢慢地开始反思了。”
“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3个工种，一待8年。
1972年，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
后来他发愤读书，于1978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上世纪90年代，杜大中的夫人到刘伯勤母亲那里，他当时很隐晦地向她道歉了。
心结
“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在同班同学李刚看来，刘伯勤“有拗劲，爱较真，辩论时非要分出个一二三”。刘伯勤将自己“文革”中做的事称为“属于小恶”。
刘伯勤产生登广告道歉的想法有四五年了。几年前他就想，当年伤害过的有些人去世了，登广告可以给人家后人有个交代，通过这种办法把该做的做了。但当时他有顾虑，因为和他一块做那些事的还有其他人。“我道歉了，他没有道歉，他怎么想？我又不能替他道歉。客观上不能给别人形成压力”。“现在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不在了。”
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刘伯勤一共只去了两次。同学曹广滨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同学鲍德昌曾劝张念泉，“别计较过去的事情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记得这些事情呢？”张念泉当时回答，“不想见面，也不愿伤和气。”
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把他请出来一块吃了个饭，坐了两三个小时。但这次见面，两个人谈“文革”的时间并不多。刘伯勤当面给张念泉道歉。张念泉说：“我们那时候年龄小，是孩子。那时候大环境不都这样吗？”“包括老师、其他人，所有我道过歉的人都这么讲。但这是人家的宽宏大量。”刘伯勤说。
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
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就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
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
刘伯勤随后的话让鲍德昌震惊。他说，“说句良心话，我觉得咱们班的张念泉、韩桂英等，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
听到刘伯勤的话，鲍德昌觉得自己眼眶湿润了。他说，“伯勤，你怎么这么说呢？咱们能活着见了就很好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风潮。”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伯勤你别这样，这么多年的事了，谁把它当回事呢？”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心里觉得‘文革’这个事就可以一笔勾销。”刘伯勤后来说。
“这个同学有这种思维和意识，他还记得这个事，想给人道歉，我觉得很感动，心里很热火，是一种安慰，像找了平衡似的。”鲍德昌告诉南都记者。
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道歉广告上提到的人，只有张念泉还在世，但刘伯勤目前无法联系到他。其他人则没有机会当面道歉了。
今年4月13日，刘伯勤偶然登录一家媒体网站，看到有“读者留言”栏目，就询问做不做道歉广告业务。后来几经沟通，最后在这家媒体登载了那则道歉广告。在这家媒体网站“读者留言”栏目，刘伯勤留言称，“本人‘文革’时年幼无知，受人蛊惑，伤害了一些人，这些年来已当面向其中部分当事人道了歉，也获得他们谅解。但还有一些先生因年久无法联系(有些甚至已经过世)，愿意在贵刊登广告向他们及其家属道歉，以赎前愆，不知贵刊能否成全？”
他用的网名叫“心病”。
参考资料：
《济南市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山东省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山东省省情资料库
“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这个解开，不是说人家原谅我了。是我应该给你说，但没有机会给你说的，现在我说了，让你看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说解开了。”
——— 刘伯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