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怎么呢？
习近平：因为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四百块钱，当时毛主席他们也就这个工资了，我们本身平常穿的衣服，且不说补丁落补丁，而且都要穿兄弟姐妹的衣服，哥哥的交给妹妹，妹妹的交给弟弟，我比较惨的就是上面有四个姐姐，只有一个哥哥。
记者：那你穿你姐姐的衣服？
习近平：大部分穿姐姐的衣服。
记者：花衣服？
习近平：花衣服，花鞋子，我绝对不干，但是也不得不穿。逢年过节了，我们也都去参加一些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到天安门上面，工作人员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破烂的衣服？知道的人就说这是习家的孩子。那时候受教育就是革命教育，因为我们是住校，逢年过节回家了以后，先是站一排，子女站在墙根上，接受他的训话。
记者：他怎么跟你们训话的？
习近平：也就是讲他自己怎么参加革命，你们今后一定也要革命，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有的时候很想去玩一玩，很不耐烦，但是也不敢不听，这些东西也就潜移默化了。29000名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我是第一个大队部记的。我觉在我的一生，对我帮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个陕北老乡。记者：后来你当了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而且据我了解可能有29000名北京知识青年在延安，我是第一个当大队支部书记的。
记者：这种历练对你今天有什么影响？
习近平：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记者：从被迫下放当知青，到你自己主动地选择要到正定去，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习近平：有关系，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了，我确实开始不是共产党员嘛。那我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象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记者：自从你到正定开始，你走上了从政之路，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和你父亲的这种交流是不是也很多，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习近平：我跟他的共同语言更多了，我觉得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个陕北老乡，他就是总是觉得我应该在群众中，不要脱离开群众。你可能有的时候很高明，你的看法高出群众，但是群众一时不理解你的看法，也没有跟着你走，你怎么办？你是走你的路，脱离群众，还是跟着群众一起走，你应该选择后者，他们愿意跟着你走，否则虽然你对了，你们感情也是疏远了，他也不会跟你走。
记者：如果现在对你自己做一个评价的话，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
习近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还是一个能够自己去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为了一个目标去实施的人，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着。我也希望我一辈子能够坚持下去，做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多，最多就是这么一件事。我想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摘自《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