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梦”高于“宪政梦”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看到民主、自由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在民主的旗帜下，有代议民主，也有协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间接民主，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主；在自由的旗帜下，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还有其他类型的自由。民主、自由的这些不同提醒我们，要以差异、共存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梦想，不同国家的梦想应当“美美与共”。在当前的语境下，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说，“中国梦”与“美国梦”就应当“各美其美”。那种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再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试看这种思维模式背后的逻辑：因为美国有总统与州长的大选，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选；因为“美国梦”代表了“宪政梦”，所以“宪政梦”就可以代表“中国梦”……诸如此类的逻辑，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
那么，“中国梦”到底是指什么呢？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回答是：“中国梦”是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坚守和未来进行的想象与憧憬，或者说，是对中华文明未来形态的描绘。“中国梦”的内容，就是中华文明的方向。“中国梦”之所以是“梦”，就在于它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没有最后实现，还有待于中华民族去追求。这样的“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提供了不同的、同时也是颇具诱惑力的解说：美国式的文明形态已经展示了其他文明的未来或最后归宿，中华文明的未来当然也不例外。福山的这种言论，实为当代中国的一些立言者以“宪政梦”指称“中国梦”的依据。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治是多元化的，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之间的共存、竞争甚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梦”或中华文明的未来图景绝不是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所能够解释的。这既是“中国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