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梦”高于“宪政梦”
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应当看到民主、自由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在民主的旗帜下，有代议民主，也有协商民主，有直接民主，也有间接民主，还有其他类型的民主；在自由的旗帜下，有积极自由，也有消极自由，还有其他类型的自由。民主、自由的这些不同提醒我们，要以差异、共存的思维看待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梦想，不同国家的梦想应当“美美与共”。在当前的语境下，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说，“中国梦”与“美国梦”就应当“各美其美”。那种以“美国梦”来代表“宪政梦”，再以“宪政梦”来代表“中国梦”的思维模式，既是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是一种“懒汉思维”。试看这种思维模式背后的逻辑：因为美国有总统与州长的大选，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选；因为“美国梦”代表了“宪政梦”，所以“宪政梦”就可以代表“中国梦”……诸如此类的逻辑，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
那么，“中国梦”到底是指什么呢？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回答是：“中国梦”是对中华文明的现实坚守和未来进行的想象与憧憬，或者说，是对中华文明未来形态的描绘。“中国梦”的内容，就是中华文明的方向。“中国梦”之所以是“梦”，就在于它还没有最后完成，还没有最后实现，还有待于中华民族去追求。这样的“中国梦”，显然不是“宪政”一词可以概括的，不是“宪政梦”可以指代的。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提供了不同的、同时也是颇具诱惑力的解说：美国式的文明形态已经展示了其他文明的未来或最后归宿，中华文明的未来当然也不例外。福山的这种言论，实为当代中国的一些立言者以“宪政梦”指称“中国梦”的依据。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政治是多元化的，文明是多元化的，多元文明之间的共存、竞争甚至冲突必将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梦”或中华文明的未来图景绝不是福山的“文明终结论”所能够解释的。这既是“中国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的问题。
三、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
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形成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中国梦”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起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未来的信心。文化自信的依据在哪里？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的“大历史”可以为“中国梦”的信心提供依据。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佛教大致是在公元二世纪传到中国来的。从两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四五百年之间，佛教文化全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世界。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民间社会，佛教文化都拥有广泛而真诚的信奉者：每个地方都有寺庙，佛教大师备受尊崇。但是，即便如此，佛教文化是否从根本上征服了中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佛教文化虽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佛教文化。相反，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中国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准确的说法是：不是佛教文化征服、取代了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转化、吸纳了佛教文化。
19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第二次遭遇了外来文化，就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在甲午战争前后，这次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人带来了“乾坤颠倒”般的震撼，中国人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从那以后，文化上的不自信，成为中国难以摆脱的一道阴影。但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同样不会征服中国文化，它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所转化、所吸收，并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代和未来自我更新、自我生长的添加剂或营养品。
在近期内，欧美文化看上去很有魅力，似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终结”或“终极形态”。但是，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虽然会吸收欧美文化，但中国文化不会变成欧美文化的复制品。中国文化在吸纳了欧美文化之后，只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