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领导过外交部多个司室的工作，包括一个新建的政策研究室，该室的大部分工作和美国有关。
在中日关系恶化之前的2007年到2009年，他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他的同事说，崔天凯对日本的看法相当冷静，他认为，美国也许会感到后悔，因为它没有像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后的德国那样，设法力促日本政治体系的彻底重塑。
去年，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崔天凯是向习近平介绍对美政策和习惯的主要顾问。2009年，当胡锦涛和奥巴马就一项联合公报进行复杂的磋商时，他是双方的主要沟通者。
此外，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崔天凯参加过无数国际会议。他曾在这些会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能消除差异。曾与他共事的美国人说，他总是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会倾听美国人的意见。
认识崔天凯的人说，两件涉及中美行事风格差异的事情体现了崔天凯作为外交官弥合两种体制鲜明差异的能力。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与崔天凯共事。他说，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总是别具一格。
他说，“他很讲究策略，总是能拿出解决方案，他从不慌乱，即便生气，也只是表演的一部分而已。”
2010年，坎贝尔在自己位于弗吉尼亚乡村的农场里举办了一次社交活动，崔天凯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次挑战。坎贝尔邀请崔天凯和一群国务院同僚参加他的周末乡村消遣，让大家放松一下，同时向崔天凯展示他所感兴趣的美国内战地区。
今年3月，崔天凯在北京告诉记者，坎贝尔当时开出了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拖拉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台拖拉机和他在中国东北省份黑龙江时开的那台很相似。当时，与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崔天凯也被下放到了农村地区。
“他问，‘你会开吗？’我就给他开了一圈，割了一圈草。他非常开心，”崔天凯在提到坎贝尔时说。“我们还在拖拉机跟前照了相。”
当时，谈论文革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并不寻常——在习近平提到自己的文革经历后，文革才变成了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话题——参加那次聚会的一些美国人由此觉得，崔天凯或许会感到尴尬。
果真如此的话，他的不悦倒不甚明显。
再次访美时，崔天凯送了坎贝尔一个中国名牌拖拉机“东方红”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