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务农大户难以自发成长，是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原因。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出售自己家乡的土地，所以他们死活不上交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愿意务农的农户不能够稳定地扩大经营规模，成长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务农大户，除非依靠政府人为的扶持，因而缺乏普遍性和典型性。所以，一般来说，真正愿意留下务农的人口的人均收入难以追上城市人口。
第三，纯农区剩余人口难以消化也是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重要原因。在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下，中央政府也希望各地政府能够吸收农村人口。在这种压力下，各地政府也吸收了一些农村人口，但主要是各地郊区的农民，他们本来就在各个城市的边界之内。如果所有的城市都这么干，那么纯农区的农民，那些远离所有城市的农民应该以什么方式城市化呢？在这种模式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清楚的。可是，正是纯农区农民的收入是最低的，是最需要尽快提高的。各地郊区的农民其实是农民群体里相对最好的一群。你把最好的这些农民吸收到城里来，然后纯农区的农民就不要了，这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还有农民工的第二代的问题，现在大概有5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那么尽管他们父母已经在城里打工五六年、十几年了，但是，由于收入和居住的环境，小孩必须留在农村老家。他们在农村的环境里面长大，受到的教育自然比较差，很多甚至早早地就辍学了。等他们长大以后，带着一口乡音，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变成农民工。城市小孩和农村小孩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差距又将拉大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实，而且又是和土地制度有直接联系。这种制度使得所有城市的地价和房价远远超越了中国平均的收入水平，使得最贫困的农民工基本上无法在城市定居，更不可能成家立业，抚养后代。
现行土地制度有上述的种种问题，却又顽固存在，也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农村地区遭遇严重的危机。根据这种理论，城市地区把50万家全民所有的国营工厂私有化了，说是因为生产关系（所有制）必须和生产力相吻合。那么我就不懂了，即使城市地区的生产力都没有高到一定要搞公有制，农村地区不是生产力最落后的地方吗？为什么在生产力最落后的地方，一定要搞土地公有制呢？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农村的情况吗？同样的理论，那么为什么对城市是一套解释，对农村又是另外一套解释呢？难道说这个理论在农村地区遭遇到了严重的破产？
我注意到，现行土地制度跟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同地同市同价的决议也是相违背的，也违反了政府避免与民争利、对土地的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原则这一条。另外，这种制度也违反了党的关于集体化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和进退自由的原则。如果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的加入都是自愿的，那么请问，如果是自愿加入，为什么农民就不能自愿退出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个土地集体所有制当中？如果说，当年是不自愿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违反了党的集体化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为什么几十年之后，而且后果已经那么严重，就不能纠正这种错误呢？纠正的办法就是让农民恢复这种自愿性，恢复自由进退的权利。
现行土地制度其实是基于强制性的原则，所以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常常十分紧张。
这是比较严重、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四、离开市场引导的城市化一定违反内生增长的要求
由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有自由竞争形成的土地均衡价格。
内生增长是指增长主要是靠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就是说，投资还是不投资，移民还是不移民，要素取这种组合还是那种组合，一定要带来利益增量。如果带不来利益增量，只要交易的双方是自愿的，就不会做这个事情。
在发达国家，由于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现在主要是靠科技进步取得内生型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科技的首创能力不强，如果针对自己的制度很不完善这一点，主动通过改善制度，使得生产力提高，也能取得增长的内生化，即要素的配置逐渐以市场的价格信号为内在动力，而价格信号又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形成，因而根据这种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就可以尽量减少浪费。如果没有这种价格信号，或者即使有，也不依靠这种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城市化就变成外生型的、政府主导型的，这种城市化肯定是很浪费的。
现在城镇化等同于农地的国有化，农民的土地无法自主进入土地市场，城市的土地配置完全依靠行政手段，这就使这种城市化的每一次向外扩张，不是基于作为农地所有者的农民和用地单位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因而不是基于双方都认可的、通过讨价还价使经济增量极大化的努力。由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有自由竞争形成的土地均衡价格。我们知道，所有资源能够有效配置，需要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形成均衡价格。如果有过度的供应，或者短缺，这个价格就会变化，并因此改变资源的配置。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价格的形成需要亿万个民众和企业的直接参与与博弈。所以，从城市化的本质来说，本来应该是一场有亿万民众和企业直接参与，由他们自主决定移民还是不移民，进城还是不进城，农地应该继续作农地之用，还是因为有了更高的机会成本而应该改为城市用地。但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土地市场，也没有土地的均衡价格。所以，中国有些地方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在并不知道哪一块土地应该开发，而且应该如何开发的情况下，就会几十亿、几百亿地投进去。虽然当期的GDP上去了，但没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经济效益。现在各地有很多这种不死不活的工业园区、新区、新城，就是明证。
最需要城市化的是农村人口，但是他们其实在这场本来应该是为他们而造的造城运动中没有得到特别的好处。城市的外观上确实是好了很多，这儿多了一幢大楼了，那儿多了一个广场，但是这些政绩工程又解决了多少农村户口呢？和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呢？
关于信息的重要性，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现在的地价并不反映土地的真正的机会成本。因为这个成本是需要存在均衡价格的前提下才能知道的。但是，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均衡价格并没有一个形成机制。既然没有足够的信息，城市化又完全由政府垄断，这和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930年代，哈耶克(编注：F.A.Hayek)与兰格（编注：OskarR.Lange）辩论。
兰格说，中央计划经济是不好，因为没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切由中央计划支配，确实没有效率。但是，我们可以搞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就是公有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不需要私有制，所有的资产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面，但是国家可以搞一个市场，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在这个市场中竞争，一样会产生能导致有效配置的均衡价格。
哈耶克说，这是不行的，因为由这个市场产生出来的价格肯定不反映最低成本。他的理由是，在公有制下，厂长只是国家的代理人，并不占有利润，国家仅仅委托自己管理一个企业，拿的是工资，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使企业的成本最小化。只有在私有制下，而且在竞争和存在倒闭风险的压力下，价格才会抵达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如果没有私有制下的竞争，为什么企业会努力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进行生产？所以，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就是所谓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当时兰格认为哈耶克是错的。哈耶克坚持自己的观点，专门写了本《通向奴役之路》。几十年以后，证明哈耶克是对的，兰格是错的。中央计划经济一个一个崩溃。中国及时地从计划经济道路上转向市场经济。其实“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自己承认，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后来的及时转向，才避免了彻底崩溃。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信息获取的角度看，其实改革使中国得以从内部正在发育的市场上获取信息，开放使中国得以从外部市场中获取计划经济不可能产生的各种信息。靠了这些信息的引导，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由此看，当年的这场关于公有制下是否存在能够使经济运转有效的信息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这场讨论的意义到今天也不应该轻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主要搞城镇化。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对的。很高兴，城市化这个道路我们现在确定下来了。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搞不搞城市化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样的城市化的问题。我们是继续搞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继续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由几个人拍脑袋的城市化，还是恢复到以市场导向的，有亿万民众和企业能够积极参与的内生型的城市化？
城镇化是不是“内生型”，即靠民众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靠他们在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的引导，基于对利益增量的追逐而驱动，还是几个政府官员垄断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
人工造城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例如，郑州新城建在郑州和开封的中间，看来想要取代两个城市已有的建成区。开封作为古城已有起码上千年的历史，北宋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看来开封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内核要被逐渐边缘化。郑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老城区也要被边缘化。这两个城市中间，大概有60公里的距离，现在郑州想要在中间发展一个新的内核，郑州新城，空空荡荡，没有人气。几百年、几千年形成的，充满人气的内核要放弃，却要自己搞出一个没有人气的内核来，这是很奇怪的城市化。如果有真正的要素市场的引导，有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会搞出这样的事吗？现在中国的地市泡沫和房市泡沫很严重，可是政府主导的人工造城却仍在大规模进行。
如果今后继续搞“外生型”的城市化，那就必然是换汤不换药。就是说，各地政府都会继续要地不要人，特别是不要外地农民。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内生型”的城市化，横轴衡量城市的规模（图1），主要是以城市的人口为标志，竖轴衡量城市的集聚效应（图1），集聚效应有正的和负的。随着人口逐渐增加，边际收益曲线会逐渐下降，而边际成本曲线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上升，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图1中最右边的交点）决定了城市的自然的人口边界。
内生型城市化的前提是，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由利益驱动，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将自己拥有的要素和其他要素组合，以便从自己拥有的要素中得到最高的收益。一个企业或个人是否将自己的土地或者劳动投入到这个城市中去，追求的就是边际收益是否比边际成本高（图1）。如果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就有净集聚效应，那么这个企业或个人就会移入这个城市。
如果有户口制度的限制，城市政府就可以限制人口的移入。图1左边的直线代表户口限制，城市的人口规模被人为限制，形成很大的三角形，代表净集聚效应的浪费。如果人为地抬高城市的房价，边际成本曲线就上移，和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就向左移动，结果一样形成一个三角形，代表城市的集聚效应的浪费，因为城市化的边界被人为限制。
五、小结
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果退出，就自动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城市户口。所以，农民其实既无退出权，又无进入权，是很不公正的。
我归纳一下，由于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尽管位于东亚，很多人也说最近30年中国走了“东亚模式”的道路，但是，中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是否基本同步的指标上，跟东亚模式存在很大的差距。显然，这两个制度必须尽快改革，才能加快中国的社会转型。
现在没有人要实行强制性的土地私有化，反而是有人在实行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一个集体如果是自愿组成的话，就应该允许农民自愿参加，也允许农民自愿退出。如果这群农民喜欢自己的集体，那他们就有权保留这个集体，例如华西村和南街村。当然，南街村这几年发生新的变化，能否存在下去不清楚。我们希望的是，农民应该有进退自由的权利。如果这个集体的领导贪污腐败、滥权，他们就有自由和权利退出，可以另外重组一个更干净、更有效率的集体。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果退出，就自动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城市户口。所以，农民其实既无退出权，又无进入权，是很不公正的。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所有其他的阶层都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资本、资产。例如，知识分子的资产是人力资本，不能说我今天研究土地问题，但明天开始研究历史了，国家就可以把我的人力资本剥夺掉，没有这个说法。但惟有农民，只有用于农业，作为集体，才有土地的所有权；作为个体，才有土地的使用权。一旦说，城市房价那么高，我愿意把我的土地转而作为城市用地，例如造一些小产权房，解决房屋短缺，就不行，就不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