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柯庆施更高唱：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检讨反冒进“错误”时，专门讲了一段“向毛主席学习”的话。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也有明白的说明。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尽管与斯诺的上述谈话是针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但同样也是他发动“大跃进”所需要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毛泽东为维护他树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也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就更需要搞他的个人崇拜，他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高度赞扬充分表露了这个意思。林彪在此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出格的溢美之词，正是他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