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政治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非常明显的时期。但倘若你问许多普通的干部，他们作为日常榜样学习的，多半仍是曾国藩之类深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

　　具有科举和官僚体系传统的中国，在当代也实现了新的科层制度主要体现为政绩考核下的领导干部层层选拔和晋升制度。官僚体系对人志气的消磨，会不会使得人在一级一级顺着这种科层制奋斗到中高层后，失去任何宏远的梦想，内化为毫无自我特征的一枚官僚体系的螺丝钉？这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及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前，所谓“体制性障碍”都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作为主要推手之一，无可避免地深度介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严格划清边界，在路径依赖和官员本人利益、部门利益的催动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正常发展被极大地扭曲。

　　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如何能够移动自身所处集团的奶酪？这场被称为自我革命的战役胜负一向难料。真正的政治家需要权衡取舍，而非四处逢源做老好人。

　　需要提醒的是，常人政治并不等同于政治家的平庸化甚至矮化为官僚体系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时间的推移和任何制度维持生命力必然会带来的客观阶段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固定的任期制等。政治家的决断力照样不可或缺，这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如10多年前的入世谈判一样。今天，谁也无法否认，这一决断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总理朱镕基，他推行的大规模行政体制改革，减员分流，是许多人至今怀念的“大手笔改革”。他曾声称，“抬着棺材”也要改革，的确也为时至今日的中国经济打下了框架性的制度基础。大批他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正处在中国经济的各个关键岗位上。

　　即使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往改革在时间长河中身影日渐模糊，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当时的改革就是增量改革，容易得很。通过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家一样时常处于既得利益群体和思想“保守”群体的反对之下，无论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精简军队和特区实验等，都是如此。政治家的使命是，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被既得利益绑架，正如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有时候也会被其绑架一样。

　　常人政治时代的另一特点则正是常人政治本身带来的，即政治家的责任更多倾向于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任何“极端”的做法，往往受制于常人政治下的政治框架而变得“行不通”。比如，政治家现在不能不顺应民意，矫正某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同时又不得不在某些领域推进市场化。同样，贫富差距拉大要求政治家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同时也要警惕，非理性的仇富和不以社会整体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社会再分配，都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整体性的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