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李克强(中)与儿时玩伴李皋兰(右)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合影。

　　“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就我们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伙伴。”“李克强看书基本过目不忘，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几名之一。”———李皋兰(李克强老师李诚之子、儿时的玩伴)

　　“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孙启超，李克强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如今85岁了，脊背有些佝偻，记忆也有些模糊。但他记得29年前那幅画面：一位年轻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躯上挂一件白汗衫，鼻梁上的眼镜与土地并不搭调，倒是与手里翻的书页浑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里的《三国演义》，爬上田间高耸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阴翳的小树林里继续安静地翻书。传说陵墓是朱元璋为母亲所建。多年后，这里成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以外的旅游景点，导游在讲解时总不忘加一句：当年李克强在这里插过队。

　　那些年到大庙的知青有七八个，来自上海、蚌埠和凤阳县城等不同地方。纪鸿冠是负责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师，“知青小组住在姜桥一带，刚来时，他们相互看不起，关系并不好，既不学习也不劳动，到最后饭也没人做，生活都成了问题。”

　　李克强是后来者。纪鸿冠发现这位青年与先前几位有些不同：“话不多，爱读书。”但是，“在个人生活细节和个人卫生上，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是纪鸿冠能说出的李克强惟一的缺点。

　　不凡的工作能力，让李克强下乡一年后就升任大庙公社党支部书记。是年，李克强仅20岁。“这在大庙是史无前例的。”

　　大庙村民生活尽管普遍困难，但逢红白喜事，流行请干部吃饭，“李克强上任后，是从来不去的。”

　　有一年，李克强到凤阳县城参加知青代表大会，原定要发言，并提前将发言稿写好交到了大会组织部门。大会当天，纪鸿冠陪李克强到会，在油印室，李克强发现自己的发言稿被改了，“增加了他父亲曾任凤阳县县长的内容，他看到气死了。一百多张稿子是要分发到参会人员的，他一张张把这些内容全部涂黑掉，弄得满手油墨。”大会主任看到责问他，他反问：“你有什么权力改我的发言稿？”

　　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

　　“他每周要去县城图书馆找书读。”纪鸿冠感觉到，李克强心里装着另一个世界。20世纪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大庙明皇陵考古。一日在凤阳县文化馆，遇见在凤阳考古的“北大明史专家”，李克强瞥见他手上拿的一本书，上前故作探问：你这书是从那家图书馆借的吧？“他读书太多，哪本书在哪里清楚得很。专家被震住了，和他交谈起来，渐渐发现李克强对历史很精通，于是结为忘年交。”

　　这位考古专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的，但是李克强不愿意。”王又向凤阳县委提建议，让李克强到文化馆做管理人员，县委同意了，找李克强谈话征求意见。岂料李克强不答应，他回复县委领导说：“我不愿做干部，我还要学习。”纪鸿冠此后听李克强说起要参加高考，“其实他拒绝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年，纪鸿冠带着李克强等一批知青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其他几个知青出考场都喊难，只有他觉得简单。”张传林记得李克强走出考场时说：“这题目，以后大学门槛就要被踢破了！”

　　新时代

　　在中国法学会的办公室里，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林中梁把回忆慢慢聚焦到李克强身上。李是法律系团委书记、党支部委员，“他思想解放活跃，又不走极端，他很赞成打破陈旧的东西，但冷静成熟”。

　　对政治问题“不轻易表达观点”。这中庸形象停留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同班同学，是因为他们同为“学习毛选先进个人”。只是，何勤华的先进是地市级的，李克强则为安徽省级。

　　比起中文系和哲学系对当下政治的热烈讨论，何勤华觉得，77级法律系的同学并不张扬。这是一个82人的大班级，有党员30多名，年龄参差，从17岁到30多岁；出身各异，从农家孩子到高干子弟。但在林中梁看来，团结勤奋是他们的共同点。

　　就像所有关于77级大学生的叙述那样，他们珍惜时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队背英语的李克强、坐公交车背英语的李克强、随身携带单词卡片的李克强被反复宣扬，几乎成了他的大学生涯标准像。

　　往后回忆起来，同学陶景洲又为这标准像加上一个朴素的挎包，一身军装、一身中山装和仅有的两条裤子，瘦弱，书卷气，几乎不大声叫喊。

　　这样一名学生，“一来就自学西方经济学”。何勤华在看完一部叙述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电影后，激动难抑，结合《资本论》写下一篇两万多字长文。同学都建议他给李克强看看。李克强花两三晚的时间读完何勤华的文章，给出了直接建议：“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你文字太啰嗦，至少可以删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须补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