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是的。但是这个的确有经验的原因，而且08年地震确实很厉害。比如像雅安地震的时候，早上我正在洗脸，我老婆正在洗澡，一地震以后我立马又想跑出去，我也喊她跑，可是我老婆觉得没那么厉害就继续洗澡，我想想也就决定不跑了，不然大家又该说“范跑跑”这回连老婆都不要了就往外跑。所以很大程度上经过08年汶川地震后我也是已经很镇静了。

　　要以一个至高的标准来看，我肯定做得不够。与至高的善相比，我们任何事情都做得不够。从内审的角度来说，自己肯定有地方做得不够，肯定有内疚。但是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每天都可能产生罪感。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我们还在这里吃得饱，有时候还浪费，当然会有罪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在反观自己的时候，如果他是诚实的，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很难说自己是无愧的。

　　如果按道德的实际表现，我在中国绝对是最好的之一

　　记者：您的文章中也提到您的一个朋友，一个杂志社主编在地震后一直无法摆脱良心的折磨，因为他没有勇敢救助下属和弱者甚至没有等她一起跑。而同样的做法，您却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您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这种道德感的差异？

　　范美忠：我不觉得我跟他的道德感有什么差异。而我文章里写到的主编，对我的文章也很不满，说我把内疚感强加到了他的身上。说老实话，我现在还想说一句，如果按道德的实际表现，我在中国绝对是最好的之一，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绝对敢说这个话，但我不想多去论证它。我是离“道”还比较近的，我内在的坏心眼相对较少，虽然也有差距。

　　中国公众的道德感非常糟糕，各种三鹿奶粉、地沟油等。已经糟糕到什么程度，我打一个比方，比如我去买水果，差一点一斤，他给我填上几个，但拿的一定是烂的。这样的道德状况，最后举国来攻击你，你不会觉得寒心么？所以我08年的那个文章说我没有丝毫的负疚感，我本来就是针对公众、针对当时的舆论背景的，针对08年的“道德夸张”，像打了鸡血一样的“道德抽风”，我是有意识地这么说的。这跟我究竟是不是有内疚是没有关系的，我那篇文章就是一个行为艺术。我对道德的期许是什么？我对公众的道德感没有过高要求。就是不要买到三聚氰胺的奶粉，就是买水果不要缺斤短两、把坏的当好的卖给我。这让我很不爽，活得很不自在，处处都得提防。

　　记者：人对他者和对自我的道德评判分歧巨大。小摊贩出于养家糊口的生计本能，但在您看来就是不道德的。而您在地震时的逃跑本能，在您看来就是道德的？

　　范美忠：完全不一样，有根本差别，不是一回事。房子塌下来，你不躲是要死人的。但是卖水果你不卖烂的是不会死人的，生意同样也做得下去。比如说开一个餐馆不用地沟油是活得下去的，而且如果你明确的告诉我不用地沟油但是贵一些，我是能够接受。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你明确的告诉说用的不是地沟油，我还不敢相信。再比如洋奶粉不掺假，它比你掺假的三鹿奶粉活得更好。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生命是高线，不掺假这是底线。他不是谋生，就是想占点小便宜，不是一个人活不下去的问题。我对道德的看法是什么？“诚”是道德的基础上，“诚”是基本底线，在这个基本上我们去追求更好的。

　　记者：按照您的逻辑，您似乎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范美忠：可以这么说，但是也不全对。从我对道德要求特别高这一点来讲，我是有道德洁癖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又不高，我不会拿很多钱去帮助别人，不会自己的房子不住去帮助别人，我不会为别人去冒一个可能会死的生命危险。我对道德的要求是很底线的，在根本的问题上我不撒谎。比如说我不能教历史，为什么？当时我教历史被赶走了。因为我教历史要说谎，但是我没法接受说谎，这就是道德洁癖。

　　2008年以后，我瞧不起全中国的思想界

　　记者：五年前您的辩护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讨论，有为你辩护的，也有人声称要为自由主义清理门户而与你划清界限。您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阵营的这种分歧和争论？

　　范美忠：那件事情让我非常失望，2008年之后我瞧不起整个中国思想界。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不光因为你维护道义，你的知识也应该比一般人高明。那我问你，你高明在哪里？在这么基本的判断上脑子都这么糊涂，你怎么启蒙社会、怎么批评政治、怎么引导舆论？我当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智力优越感。他们批评权利没有问题，但是水平太臭了。

　　记者：您觉得他们批评你批评错了，错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