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送礼”和“走后门”

　　怎样才能把论文发出去呢？

　　也许，已经被许多人走出来的路，才是“正确”的路。

　　“很多人会告诉你，发论文，质量是最次要的，你得找关系，把钱送出去，还得送对地方。”几位博士都这样说。

　　而要找的第一层关系，往往是导师。

　　每个博士生，几乎都盼望着自己论文的前面，能加上导师的名字。这样，由“当然比自己大牌很多”的导师出面疏通关系，发表难度会降低许多。

　　博导们也很乐意帮学生发表论文，一是师生情分在；二是因为学生的水平，密切关系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带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评职称时，也是加分选项。

　　从小立志当“臭老九”的李慧，刚读博时，还是决意全凭自己的研究水平发表论文。然而，等了一年之后，耐性全无的她终于拿着论文，硬着头皮去找导师。

　　李慧和导师关系很好，都是“坐冷板凳埋头钻研型”，对于发表论文以求名利，并不怎么热切争取。但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是李慧毕业的必要筹码。

　　听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导师有些生气，但也无奈。她对李慧说：“我去想办法帮你发。”

　　导师出马，立刻见效。没过多久，李慧便听导师的话，将论文投到另一家编辑部在北京的核心期刊。“我的导师能和这家期刊的编辑说上话。”李慧猜测。

　　因为论文作为导师两个科研项目的成果，“版面费”可以从项目经费中报销。

　　“理科期刊很多都没有稿费，但收审稿费以及很高的‘版面费’。‘版面费’至少3000元，我的论文有个彩图，据说一张彩图至少要加1000元。但是最后我的‘版面费’一共多少，我没问过导师。”她说。

　　收到用稿通知那一天，李慧才真正把悬了快两年的心放到肚子里。“今年5月份发。”她指着用稿通知给记者看，却并无许多欣喜。

　　与此同时，程静(化名)也正在为能否顺利毕业而“迷茫、焦灼”。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她说自己和周围同学无一不在为论文而着急。

　　“和导师联名，请导师推荐；早作准备，认真修改，打通关系。”程静一口气道完博士论文发表“流程”。而她最终也交了5000元，发了一篇3000字的论文。

　　然而有不少同学对此很羡慕，因为他们听说，现在有的“版面费”已经五位数了。

　　在她看来，导师起到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校园里，一切好说。而一旦落实到“发表”上，便是一场关系和金钱的PK战了。

　　“这两个条件，几乎缺一不可。”已博士毕业近三年的法学博士郝佳说。

　　郝佳庆幸自己赶上了学校政策的好时候。彼时，她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并未要求博士生必须发法学核心期刊。

　　“当时只要有出版号的，一般都承认。周围同学会比较认真地对待本专业年会的论文，希望可以最终编入论文集里，质量也都不低。”她说。

　　在郝佳的印象中，她读博时，周围同学都很乐意做研究，然后将自己的成果拿去发表。

　　“论文是让学界认识你的渠道。发论文的要求，会让你多少感到压力，催促你去研究东西。只跟着课程走，博士等于白念了。而且，有的博导同时还是硕导，可能没太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博士生。”她说。

　　当学校不得不将“核心期刊”提上规则时，之前宽松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打点关系、找导师帮忙、凑“版面费”……醉心于研究的同时，压力也相伴而来。

　　“大牛”的核心期刊编辑

　　博士生们深知当前学术生态的突出表现之一：学术会议上，若是核心期刊编辑来了，学校领导、知名学者、教授等都冲上去，将其前呼后拥，甚是热闹。

　　赵晶说：“现在这种机制，等于全国学者的水平都由期刊编辑来定。”

　　但并非所有学术期刊都如此。学者良莠不齐，期刊亦良莠不齐。

　　让赵晶深深感到被尊重的，是两次国内投稿。“一次是法学刊物，一次是历史学刊物。直接投稿过去，他们就有匿名评审，有反馈意见。最终得以比较迅速地发表了，还给了我稿费。”他说。

　　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一年后，赵晶发现，日本学界对学术期刊并无三六九等之分，更没有“一级刊物”和“核心期刊”的概念。一份学术期刊的分量，完全凭多年积累下来的口碑。

　　“日本博士生也有发论文的要求。本人所属学会、学部、研究室等机构所办刊物，是论文发表的首选所在。结项所制的报告书，也是正式的研究成果，图书馆都将编目、上架，以供阅览、流通。”赵晶说。

　　若干年前，国内某大学一位教授在日本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过一篇论文。几年后，他还选择发这份刊物。许多领域内的同事不解，问他：“你怎么不发口碑和声誉更好的另外两本境外刊物呢？水平也到了啊。”

　　教授无奈地回答：“因为另外那两本刊物，不在学校承认的境外刊物范围内啊。”

　　学工科的张明能理解“必须发核心”的现实窘境：“要是发不了核心，导师、甚至学院就拿不到更好的项目；拿不到更好的项目，就没钱做研究；没钱做研究，就影响学术水平；学术水平上不去，就更发不了核心。”

　　在这套巨大的恶性循环中，谁都不能幸免。

　　而作为拥有绝对垄断权力的学术期刊，也难逃循环挣扎的命运。

　　“期刊本身也要提高自己刊物上文章的引用率和转载率，以此来提高学界的地位。所以导致有些刊物只看论文前面作者的牌够不够大。”郝佳说。

　　“据说，有时给一些期刊投稿，他们会要求你必须引用他的往期刊物中的文章，提高引用率。”赵晶对这一点颇觉不妥，“不能以理工科的引用率来要求人文学科”。

　　那些被前呼后拥的期刊编辑们，大权在握，面容神秘。

　　李慧有些不太肯定地说：“期刊编辑一般至少是专业相关的，但是总编和审稿人都得是有一定学术声望的。当然，就算你稿子送到‘大牛’手里，他（她）也有可能转头交给研究生帮审。而且，我估计那些做排版之类的编辑，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吧……”

　　“变味儿”的论文评定

　　如今，想要评高一级的职称，赵晶需要至少先完成6篇以上的论文发表量。

　　“当然有人说，有标准总比没有好，因为现在的学者良莠不齐。且这些学术期刊也有相应的评价机构，如CSSCI目录的制定者——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但问题在于：评价期刊的标准为何？是诸如引用率等量化标准，还是业内的学术评价？”赵晶说。

　　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以让全国、甚至是全世界认识研究者本人。但在发表之前，中国的博士们需要先打通这个学术大循环中的必要脉络。然而对于期刊本身的评价标准，在赵晶看来，应更全面。

　　“虽然业内评价既不易操作，又需以良性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为前提，但无论如何，不应付诸于引用率这样的标准。如一篇被广泛商榷、质疑的论文，它的引用率却很高，如何体现评价的意义？另外，评价主体的单一化也十分危险，因为这种权力垄断会催生腐败，引起寻租。”

　　记者采访的所有博士研究生们，都深深理解论文评定机制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但具体执行起来，“变态的压力”让这种本应当起鞭策、促进作用的机制变了味儿。

　　即使是当年罢招的包伟民教授，他本人也曾表示：并不怀疑校方为了“提高学术水平”的用意。只是过犹不及，结果反而是对本校历史学发展造成伤害。

　　“一个历史学的研究生是否已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当然得由历史学教授们讨论制定标准，何劳行政长官费心？即使这样的规定出自基本由应用学科的技术专家、院士组成的学术机构所制定，没有历史学教授的参与，也不具备合法性。”包伟民说。

　　然而如今，这个过犹不及的标准，依然盘踞在各高校校园之中。

　　“可以要求发论文，但不能要求那么高，其中中文核心就可以了。而且学校自办的研究生论坛、学报等学生自主的东西，学校是否也应该支持？”郝佳说。

　　“要建立正常的匿名评审机制，以质量为唯一评定标准。”这是赵晶的希望。

　　张明和李慧的要求也不高：“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各个专业本身来制定论文发表的标准。不能给小专业和大专业一样要求。”

　　然而，师生私下讨论出的数种改良意见和建议，最终也只能停留在嘴边。牢骚过后，大家还得为了论文苦心奔走。

　　“学者只想让自己的成果，通过合理渠道，尽快地发出来。”赵晶道。

　　国内发表论文困难重重，许多博士生开始将眼光瞄向境外发表，“因为相对公平”。

　　李慧所在学院对论文发表的要求是两篇院内目录核心、或者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SCI还是比较值钱的，在国内。”她说。

　　于是，她不得不翻倍地增加着SCI的点击率。一方面为研究，一方面为铺后路。

　　有人将SCI调侃为stupidChineseindex(愚蠢中国人索引)。“因为这个数据库被中国人‘各种刷’。”李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