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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57岁的王沪宁曾在国内政治学界声名显赫，是新时期从政学者中最抢眼的人物。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王沪宁贡献颇多，并因此被外界称为红墙“第一智囊”。 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莱州掖县。 1978年10月，王沪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师从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教授。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 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此后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在今日高校中，20多岁就拥有副教授乃至教授高级职衔的已不乏其人，但在当时这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986年，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 1987年5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王沪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王沪宁后来还因为登上了一些时事杂志的封面而广为人知。这皆出于他的政治学研究造诣。 1988年，王沪宁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一年后，出任复旦大学国际 政治系主任，1994年，出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在同学和同事心目中，王沪宁当时整个心思都在做学问上。“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他在1995年出版的《政治的人生》中曾这样形容自己。 从青年才俊到高层智囊 知情人士说，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沪宁就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看中，尤其是颇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的赏识。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也有过请他做政治顾问的念头，在调入中央后仍念念不忘，且多次在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面前提及。以至此后，江泽民还同王沪宁开玩笑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别需要一套完整而有见地的政治学理论作参考，而王沪宁的学术理论被人们看好。 他的政治学著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明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观点。他还注重理论的实用性，每篇文章、每部著作所论述的，都是中国当时存在的问题或需要借鉴的理论。 王沪宁曾参与过十三大以来很多重要理论文献的起草。其中，有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条件的论述，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他曾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这些理论的意义，都可以从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决议中见到影子。 同时，他通过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 1995年4月，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领导下工作。先是担任政治组组长，3年后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三个代表”起草人 调入北京后，王沪宁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当这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连国外媒体也表示了敬佩。美联社当天就发表评论，认为新决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既表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据海外媒体报道，江泽民时代最为倚重的高层智囊有三位：王沪宁、滕文生和刘吉。此外，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也是高层重要笔杆子。 江泽民的多次出访，王沪宁总以“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随行。其被外界津津乐道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起草人，为此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2002年中共十六大，王沪宁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则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与令计划一起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继邓力群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书记处书记之后，出任该职的又一位理论界人士。值得关注的是，他还身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职务，这种情形在过去似乎从未有过。 事实上，十七大人事换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学者型官员加速崛起，官员的学术功底更加扎实。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分别拥有清华和北大的博士学位；在政治局委员一级中，王岐山等也非常耀眼；而在其他层级的高官中，提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新型官员的出现，也代表着知识群体的力量。 对于学者从政充当高层智囊，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和政治走向的筹划之中，海内外人士、社会各界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解读和评价。 ——摘自《中国关注》2012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