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民“签名留人”

　　现任东方周报副总编辑舒泰峰几年来连续关注大同的城市改造，并多次采访过耿彦波。他说：“耿彦波希望在他的任内完成这样一个构画，可惜他的进展到一半多。我估算，没有真正完成，所以他调走了，老百姓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挽留他。”

　　2月8日，舒泰峰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这个市长还有很多的特别之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不用写作班底，而是亲自起草。不爱开会，十几个会并成一个会开。不爱坐办公室，不论寒暑，他坚持在现场办公，市民说“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一身土，两脚泥”是他的长年形象。他在车上备一身西服，工地里出来在车上一换，就赴省城或北京开会。

　　同时，因为城市改造计划拆迁量庞大，以及古都复建学界无定论，耿的做法亦引发重大争议。

　　如今，大同新貌初成，古都修复进入到最关键阶段，再过两年左右即可基本完成。大同人说，耿市长点燃了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大同古为秦汉要塞，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共和国煤都，却在上世纪90年代后走向没落，法国一位专家称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大同的家长原来都劝子女走出大同，因为这座城市看不到希望。但是现在的大同人倍感骄傲，因为城市的变化让他们敢于带女朋友回家了。

　　大同人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耿市长身体垮了，二是耿市长突然被调走了。2月7日，腊月二十七，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耿彦波被突然调往太原任代市长。

　　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开，市民说大家去送送市长。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消息当天上午传开，中午市委市政府官员送别耿彦波。耿当场流下热泪，却没有时间再走走市区，与市民告别。旋即登车赴省城就任。

　　大同改造未竟，非耿所愿，亦非大同人所愿。大同人不愿意耿彦波离开，一是受其精神和魄力的感召，感情上难以接受其离开。二是担心耿的城市改造计划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另一个现实的因素是，大同改造计划规模宏大，牵涉甚广，居民安置、工程款支付、资金后续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

　　他们在网络上发起请愿，要求省委用人听听大同人民的呼声，要求留住市长。2月8日上午，大同市民在耿市长修复完成的东城墙下，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有人写道：“耿市长，您不能离开古都大同。吃饭也吃不下了，觉也一晚上睡不着。”有人写：“大同人民需要你。”

　　有人在大同吧发帖《泪别耿市长，十哭耿彦波》（略）。

　　有人写：“生平第一次为一个官员调动而流泪。”

　　还有的市民感到大局已定，无可挽回，写道：“谁知道耿市长穿四几的鞋，我想有天去太原某工地给他送双。”别人回复说：“如果不知道大小，41到45（码）各买一双吧。”

　　恰逢农历新年，有网友说，老耿不在了，今年就不放炮了。

　　干部任用与民意“沸腾”

　　耿彦波清瘦、温和，软绵的山西口音，给人以文弱的感觉。据说他年轻时能全篇背诵《论语》。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易经》、四书五经等是百读不厌。”

　　在城市化建设中，历史文化名城如何走一条以特色为引领的道路，如何避免被平庸化浪潮所淹没，一直是耿彦波在思索的问题。

　　担任大同市市长前，在山西榆次市、太原市，耿彦波都曾掀起过“城建风暴”。

　　耿彦波真正成为一座城市的管理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1993年，耿彦波从晋中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调任灵石县委担任副书记，两年后当选该县县长。

　　1997年，修复灵石县东部静升古镇内王氏家族留于当今的大型民居群落，王家大院以“中国民居艺术馆”的名义正式开放。此后，灵石本地人谈起王家大院时，往往会把“耿彦波”和“王家大院”两个字面意义完全不相关且独立的名词联系在一起提及前者，便很快说到后者。反之亦然。

　　2000年4月，耿彦波主政榆次，率众奋战500多个日夜，使一个占地面积100万平方米，具有儒、道、佛等文化特征，集中国传统优秀建筑精华的老城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有中国最大的县衙，中国保存最完整、最精美的城隍庙，中国北派最大的城市古典园林群落。

　　2008年初，耿彦波“转战”大同。

　　首先是冬季燃煤污染现象。耿彦波于2008年下令坚持“煤都”少用煤甚至不用煤的原则，加快燃料结构调整和集中供热的进程，拆除市区燃煤锅炉3000余台，年减少耗煤24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800吨、烟尘排放4800吨，同时还实现了新增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面积4300万平方米，实现了主城区集中供热全覆盖。

　　除此之外，大同并通过加大绿化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将城市更好地装扮起来。

　　一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截至2012年11月份，大同二级以上天数为310天，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彻底甩掉了全国空气污染“黑三甲”的帽子。

　　耿彦波在大同的时候，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城市工作的一线上，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大同的很多市民都认识他，“走在街上工作的时候，市民们都跟我打招呼。”

　　在耿彦波看来，复兴历史文化名城是大同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次机遇”。只是，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在实施前争议颇多，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他表示“我没时间等了”。而他提出的“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建设）战略目标，冀望每年为大同带来300万游客。

　　2009年4月，大同陆续开工建设东城墙、华严寺、善化寺、文庙、清真寺等名城保护十大工程。随后，修复南城墙、北城墙等项目也陆续上马。

　　随着城建盘子越来越大，与时间赛跑的不仅是修复工程本身，还有资金。根据估算，大同市政府6年内的投资共计600多亿元。这对于年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的大同来说，压力不言而喻。

　　耿彦波的办法是，贷款100亿元，政府自筹100亿元，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元。另外250亿元则还是来源于“经营城市”。

　　无独有偶，2013年2月号《小康》杂志有一篇有关耿彦波的人物报道。记者问耿彦波，如果有一天其调离，继任者是否会继续完成他的古城改造计划？耿彦波表示，这个城市一旦进入轨道，形成社会共识后，相信正确的东西在继任者手中会坚持，而错误他们是可以修正的，“我们不是完美的，不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可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很多问题，错了的应当纠正。”

　　杂志出版的同时，耿彦波被调离大同。

　　2月13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则借“一位市长的告别”发问：原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日前调任太原副市长，并代理太原市长。众多大同市民得知后十分不舍，许多人流泪送别，不少市民还联合签名希望他留下。有人誉他“耿黄牛”，也有人斥他“造城市长”，但无论如何，各级官员是否都应从这样的场景中悟到什么？

　　新华社官方微博同一天称，“大同市长耿彦波离任，让古城为之沸腾。从吕日周、仇和到耿彦波，这些个性鲜明的官员，是中国官场上的另类。有人批评他们‘专断’‘人治’，有人赞扬他们勇于任事。其实，批评与赞扬都是正常的，我们应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民意的制度化表达，让更多官员能尽职尽责，扬长避短。”

　　（编后：此文系早报记者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瞭望东方周刊、太原日报、大同日报、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及东方周报副总编辑舒泰峰的博客，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