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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主任林祖鸾 郑曼玲 乌坎民主选举将满周年之际，曾以6205张高票当选村主任的林祖鸾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以「我觉得很后悔，因为本来维权的时候没有我的利益，现在也没有我的利益，为什么要参与进去」的一段话，描述出乌坎现时发人深省的一种民主困境。 犹记得，当年乌坎事件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边缘，峰回路转实现了官民平和谈判，进而又创造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历史，吸引海内外舆论注目。在每年爆发数千起基层群体性事件的当今中国，这样的和平落幕无疑是令人欣慰且振奋的。也因为如此，很多人对乌坎的民主模式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之视为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典范和标杆，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扭转当局片面僵化的「社会稳定观」，自下而上拉开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当然是公众的良善愿望，但时至今日，乌坎面临的民主窘况却十分残酷地表明了，如此宏大的希望和期待，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个粤东小渔村能够承受得起的。 这样的结果虽然并非公众当初所期待，但其实并不难理解。群情激昂、揭竿而起时，乌坎村民拥有高度一致的行动目标，就是赶走贪腐的村官、要回被侵占的土地。在这样的共同利益面前，乌坎人表现出令外界赞叹的自治能力。被围困的近九十天里，乌坎秩序井然，村里人团结一致，互助互帮，且在与当局和警力周旋时也展示出极强的组织程度和谈判水平。这样的自治能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民主」胜利后，村民社会回到原本矛盾交织的利益群体构造，诉求各有不同，利益出现分化，时移势异，村民怨声泛起、村干部压力重重，村民自治之路，自然难免举步维艰。 现实告诉我们，乌坎不可能单独成为民主实验的「桃花源」。任何基层民主的探索，都离不开司法、行政环节的保障和奥援，离不开国家管治大环境整体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在根本性、方向性层面上进行的顶层设计。也可以说，自下而上的试点经验固然可贵，但它的完善化离不开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保护。 当前必须防范的是，因为在解决纠纷矛盾上找不到万全之策，而令林祖鸾和他的村民们迷失在失望、挫折的负面情绪中，甚至对村民自治产生抵触对抗心理。而围观此事的舆论公知们，也切忌从当初一面倒的赞扬，一变而冷嘲热讽、指指点点、激化乌坎村各群体的矛盾对立。须知道，让村民理性参与公共治理，是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假若因为一点坎坷挫折就唱衰村民自治，那农村基层社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民主没有速成班，宪政体制的孕育、利益结构的重组，都有一个必要的阵痛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乌坎困境告诉我们，农村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场民主选举就能实现，无论是当初的同心抗争，还是现在的利益博弈，乌坎人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这一段民主阵痛表明，乌坎人面临的自治考验才刚刚开始。 相关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