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高官群体的施政特质

　　考察“60后”高官群体，不能不对他们的施政或执政风格进行分析。从政治学角度讲，一个人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思想倾向等都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与之前的“40后”、“50后”或之后的“70后”相比，“60后”官员群体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成长经历显示出特异性。“40后”官员幼年时期处于战乱中，“50后”官员青少年时期则遇上“上山下乡”和文革，这两类官员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物质匮乏伴随着他们从少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所以他们在成为执政者后，特别强调稳定和经济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目前的国家政策，为什么高度重视维稳和经济建设。“70后”官员作为整体，他们成长的年代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走向正轨，而他们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也正好和国家的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实行同步，所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市场经济观念相对较强，当然，因为他们现在还未到在政坛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讨论其执政风格为时尚早。

　　相对于这三个群体，“60后”官员群体尤其省部级领导，他们的人生履历要特别的多。“60后”官员多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是65年前生人）在进入青年时还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所以他们对文革和“上山下乡”有一定的记忆，对人生的苦难有一定认识。此外，虽然在他们青少年时期适逢国家改革开放，但中国社会贫穷的面貌在此时并未改变，因此，在“60后”官员的整个早期成长时期，物质匮乏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可能有所减轻而已，这使得他们和前两代官员一样，也强调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不过，“60后”官员幸运的是，在他们迈入青少年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大学也得以恢复，他们中的多数人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入大学，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而且很多人选择了人文社科专业。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选择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专业，而不像其前辈一样选择理工专业，很大程度上是抱着探究改变中国社会的贫困、动乱和落后的原因这样一个目的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十年文革的一种否定和反动，在整个80年代，社会的思想非常解放，各种主义、学说、理论和观点争议交锋，大放异彩，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五四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当然，这个时候的思想解放带有补课性质，对外来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学习有一种生吞活剥、不求甚解，这是长期营养不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青年特别真诚，意气风发，对改造国家充满着理想。“60后”群体正盛逢其会，他们参与了这场大争论，是80年代思想解放的受益者，这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变革成为今后他们施政的主旋律。

　　另一方面，“60后”官员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其后改革的波折和反复也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艰难。此外，在他们踏入官场后，一般从基层做起，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干部交流也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社会有着更深的理解，锻炼了他们处理不同事务的能力。

　　总的来讲，“60后”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又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又追求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又带有一种保守的性质，不愿用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改革，而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学教育虽使他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增强，具有国际 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可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社会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扎根本土，有国家荣誉感。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体，孕育了“60后”官员独有的治理风格，即强调社会变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柔性治理，从而使其施政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在这方面，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一个例子。这位现年51岁的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省委书记，在其治湘时强调建设法治湖南。2008年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周强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年7月，湖南省委正式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法治自此被赋予了制度化的意义。

　　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对“60后”高官这一群体的特征和执政风格的分析，目的是为了预测在他们当政，主导中国的发展时，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有利影响，使中国的发展导向人类文明的普世大道。从这个角度看，“60后”高官对中国的影响既取决于他们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取决于历史是否有变革的需要。

　　从前者看，《学习时报》2012年8月20日刊出的一篇文章分析了60后”官员对中国社会发展会产生影响的三个方面。一是“60后”省部级干部在知识化、专业化上所具有的优势，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改革开放和国际化的需要，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二是在坚持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坚定，思路可能会更开阔，方法也会更多样。三是他们会更注重民生，亲民务实，“60后”领导干部有基层经历，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

　　不过，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考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是否会给“60后”官员提供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满足民众的变革需求。历史固然是人创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人能否创造历史关键看历史是否提供了相关条件，环境是否允许；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还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所谓环境决定人，或形势比人强是也，这就是人的主动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取决于他对历史是否自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被形势所裹挟，被动参与历史而成为英雄的。

　　本文开头说了，“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是在18大后的30年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内部事务和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国在未来30年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还权于民。中共文件一向强调，要优先解决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来30年尤其是“60后”官员执政的后20年，老百姓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国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换言之，不但要有个人的自由，还要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这既是由个人私有财产的增长决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要增加老百姓的财富，这样才合乎正义，而财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国家对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世界大势就是自由民主，中国不能自外于这个大势，虽然实现自由民主的路径不同，但指向一样。所以，如何设置一个合理的政治构架，满足和实现民众参与政治事务，做主人翁的要求，就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政治改革的头等大事。它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击鼓传花”，要“70后”甚至“80后”主政时去解决，历史不会给执政党这么宽裕的时间，必须在“60后”官员能够掌握主导权时予以解决。

　　那么，“60后”官员是否有能力、魄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从他们的阅历、学识、性格、理念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了解和把握，对民众需求的认识看，应该有意愿推进还权于民的。不确定性在于，“60后”官员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容易妥协。尽管“60后”官员在其早年成长时受到过饥饿和苦难的威胁，但他们毕竟没有像“40后”、“50后”官员那样经受过苦难的锤炼和洗礼，这是“60后”官员性格中的一大弱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当遇到大风大浪时，“60后”官员是否有勇气有魄力推进政改，还是妥协退缩，现在看，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不管怎样，有一点应肯定，“60后”官员在工作中会更加重视法制和制度建设，更多地依靠制度而非个人魅力来保证国家的发展，会更加重视和听取民意，亲民和清廉。这些品格非常适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助于推进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