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级干部“晒家产”

　　“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1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四千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这段袒露家底的陈述，让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当下，“家产”往往是一个官员最敏感的“隐私”。如此坦白道来，让这位一口浓重湖南乡音、留着稀疏长发的小个子官员，成为媒体蜂拥寻找、网民争先喝彩的对象，并被冠以“财产公开第一官”等闪亮头衔。

　　其实，范松青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一人”。不过，在南方周末记者所了解的个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副厅级。

　　对现年58岁、官场生涯已至尾声的范松青而言，这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举动，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报到参加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范松青，带上了一份当天才最终定稿的提案——《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

　　公开官员家庭财产的做法，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两百多年前发端于瑞典，先后已在上百个国家实施，向来被认为是政府遏制腐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国，这项制度却始终并未实行。

　　其实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官员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各项个人收入，相关材料再由单位统一上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如不实申报，由党组织、行政部门或纪检部门处理。之后十几年，中央出台过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断扩大申报群体和事项范畴。

　　但这些经年累月的申报材料，都是“专人保管”，有关文件对查看这些材料的权限作了详细规定──只有“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调看。

　　就连参与申报的官员，也普遍认为这是“年复一年的走过场”。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随这些年腐败现象的恶化广受垢弊，因此外界对公开的呼吁声渐强。

　　在2007年进入政协之前，范曾在广州市纪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对此关注已久。他决定今年的提案就做这个，“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网上又不断爆出‘表哥’、‘房叔’之类的丑闻，我感到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到了不得不推的时候了。”

　　刚来到签到处，这份切中时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记者。有人问，“既然你愿意带头公布财产，不如通过报纸做个表率，先公布一下家庭房产情况。你有几套房？”

　　尽管这个问题让范松青觉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会，还是微笑着说出后来四处流传的那番话。开了这个头，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盘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官员，绝大多数官员的回应方式都是“打太极”。但范是个“非典型”官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从家乡的公务员岗位上，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党校任教——这算是个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请调入《零陵报》做记者，并且一干六年，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个高级职称记者之一。后来举家搬至广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从事的是政策研究类工作。

　　“在我所从事过的四个职业——士兵、记者、教师和官员，最喜欢的是记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记者生涯写过的文章整理成册，自费出了本书。当年轻记者把录音笔伸向他的时候，这段“忆往昔”的情结，也推着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当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体走红，他所在的大学同学群里群情沸腾，大家给他奉上了各种炙烈的褒奖。其中一位现任广州市某高中校长的同学表态说：“老范做了第一个公开财产的官员，我愿意做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校长。”

　　这些话让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条条摘录下来，保存在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