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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驮回的名单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19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国内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地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论强调,南京大屠杀应从日军开始攻打南京算起,对包含南京城及市郊的非战斗人员的屠杀,在集中屠杀后还有零星屠杀,时间持续接近半年。 费仲兴寻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的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块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 费仲兴说:“田野调查是个体力活儿,需要很好的身体。我当年也是只能做到半天访谈,半天整理记录。” 十余次的常态 同一个幸存者,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有的不下10次 在费仲兴印象中,最艰难的一次调查是在庞家边村一起为时3年的寻访。 1937年12月9日,年仅15岁的刘素珍亲眼见证侵华日军“用指挥刀砍头,像削梨一样杀人”。被杀的是13个黄梅桥来的难民,她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 “她的回忆中有大量细节,但是当时我的访问者中只有她一个人看到了,不像其他事件那样能多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费仲兴说。 这事成了费仲兴的心病。 在庞家边遇难的13人是黄梅桥哪个村的呢? 直到3年后的2007年9月他才从句容无意中听到一个线索,锁定了遇难者们出自下涧西村。 从该村的幸存者口中,费仲兴听到的故事印证了刘素珍的说法。他还得知了其中8人的姓名。 费仲兴介绍,幸存者们清楚屠杀的过程,而不知道遇难者姓名的情况很普遍,往往需要两个独立的信源互相印证、补充。 “知道姓名的遇难者,与不知道姓名的遇难者,初略估计是一比一。也就是说,汤山地区遇难者总数估计在1500-2000人之间。” 就同一个幸存者,只要是有价值的访谈对象,费仲兴说,通常他都会起码找3次,首次是熟悉、访问,第二次为老人拍照,第三次将整理好的材料读给老人听,让他们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3年多调查时间里,费仲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有的老人找了不下10来次”,费仲兴说。 这种状态,在南大张生、南师大张连红对田野调查的讲述中有出现,拜访同一个幸存者10余次“是一种常态”。 并非每次采访都顺利。南大的教授张生曾遭遇过幸存者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 “当时老太太正在择蔬菜,一听我们过来是冲着当年的事做口述来的,手中的菜一下就掉在地下了,情绪也开始不受控制”,张生说。 结合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自杀、见证者魏特琳崩溃等案例,张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即便学者也很难完全对伤痛免疫。 前后接触过200余名幸存者并制作遇难者名单的张连红,主动要求不要谈及调查内容的细节,“到后来,我们和幸存者见面,我只关心他的生活状态,完全不谈大屠杀。” 严谨的史料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为一位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与幸存者的回忆不同,史料需要的是更精准的研究和搜寻。 遇难者名单有关的史料散落在自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甚至在国外文献中也时常能有所发现。 这对史料搜集者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在过去的10年,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 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作为《南京大屠杀全史》的编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被该书收入其中,并成为制作“哭墙”名单的参考。 “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去年12月19日晚,姜良芹说。 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孙宅巍,今年72岁,他30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致力于编写遇难者辞条,包括姓名,在何时何地因何原因遇难,至今已有1500余条。 “史料研究要求严谨细致”,在研究中,孙宅巍曾发现过史料的错误。 孙宅巍举例说,发生在下关电厂的屠杀,根据当年国民政府的记录,曾有“许江生等45名工人被屠杀”。 他亲自走访了下关电厂,发现在当地的遇难者纪念碑上竟没有此人的名字。 通过对比早先一块纪念碑的照片和文字记载,以孙宅巍确认,虽然45人的遇难者数字是真实的,但“许江生”并不存在,而是当时调查者对遇难者“徐京生”的误读。 他为一个遇难者纠正了名字。 尾声 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讲述庞家边惨案的刘素珍,已经辞世 有研究者对新京报记者称,1990年代还有2000多名幸存者在世,至今只余约200名。 南师大张连红表示缺乏类似数据统计,“幸存者确实越来越少,口述史的研究也越来越难做。” “通过幸存者寻找遇难者名单这项工作,现在已经走到了历史规律的尾声”,费仲兴说。 南大张生赞同这一观点称,经过75年后,目前幸存者的死亡率非常高,“今年见过,来年就去世的情况很常见”。 强化投入是否能够找到更多遇难者名单?去年12月25日,纪念馆研究员刘燕军表示,“努力也不一定能成正效应,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们没有放弃”,2010年,无锡发现一名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拉贝家中避难的幸存者,当时拉贝离开南京时每个在拉贝家中的人都有签名对其表示感谢,此人就在签名中。“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张生说。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犹太人自战后一直在从事庞大的对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核实工程。2004年11月,“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通过互联网在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建造了12米高的一堵遇难者档案墙,墙上1万多名遇难者的档案袋里,是数十年来整理的遇难者姓名、身份、遇难信息、见证人证言等详细信息。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在核实中,“哭墙”的空白在为他们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