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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讲话 （更多组图） 大公网评论员陈国栋12月31日，习近平主持题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这是继习近平视察深圳释放强烈改革信号、李克强发出“改革仍是最大红利”之后，中共新高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再次就改革议题进行的党内总动员、全民总宣誓。 官民齐发声 改革已成共识 在这次学习中，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习的这一番话，已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前途未来紧密联系起来。在新高层十八大后的首次亮相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更提及了当年邓公倡导改革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而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离京视察，则选择中国改革开放的圣地深圳，不仅前往邓小平塑像前敬献花篮，更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1992年，邓小平也同样在深圳种下一棵高山榕。《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20年的跨度，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循着邓小平足迹在深圳种下相同的树木，“象征着改革开放事业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除了习近平，中共目前排名第二位、现任职务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则在十八大后的首次公开活动中表示“改革仍是最大的红利”。这一“改革红利论”发表后，引起内地及本港媒体广泛关注。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邓聿文发表系列文章，从政府与市场、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等角度，论述改革的前提和方向。 中共新高层的改革意识，已主导了十八大之后的政治和媒体议程。在民间，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已经多番讨论，在新浪微博等大型网络平台上，甚至有公开的改革总方案。 其中，内地一向以新锐著称的媒体人胡舒立，则在十八大期间及其后，一连发表了《改革此其时》、《十八大：政改机会有多大》等系列文章，以热切的笔调期待、鞭策新高层推进切实改革。 而在1980年代中期任职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并于1986年出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的吴稼祥，则在接受凤凰网访问时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方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村级开始选举，一年后普及到乡镇一级，再一年到地市一级。其路线图是20个字：“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小步快走，由点到面”。吴在1989年之后淡出公众视野，但近年来以民间“民主军师”姿态活跃于内地各公开半公开学术场合，在2011年内地民间独立人士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等政治活动中出谋划策，其言论在内地媒体可部分公开发表。 至此，改革已成中国当下的官民共识、共同话语。 改革：不仅需要共识 更需要共同路径 宏观层面达至共识不等于具备具体的改革路径、改革方法；官方谈改革、民间也谈改革，不等于官方与民间在一起谈改革。在宏观共识之下，更需要官方拿出更切实具体的改革举措，方能真正官民一体，赢得民意。 30多年来，中国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却呈现出多个领域不平衡不协调的现实。而这其中最为受关注的，即是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 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现阶段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就是“一放一收”：放开社会力量的成长，收紧公权力的过度存在。 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造就了大批“经济人”——在经济领域具有话语权的群体。与此同时，在社会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成长则极其缓慢，导致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低下。 但另一方面，公权力则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由改革之前的“全面控制一切”升级为“完全控制一些”——这里的“一些”，即指那些对社会政治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领域，都被控制在公权力手里。而30年改革政府所放开的，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部分。这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由于改革所释放出的巨大财富增量，公权力的杠杆作用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源比改革前更为巨大。而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带来的资源增量，仅仅遗漏些微部分在民间。 这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的“哑铃型”状态：一边是庞大的经济势力，一边是坚硬的公权力，中间缺少一个链接经济势力与公权力的纽带性力量——社会公共力量。这种社会公共力量的缺失，使得改革向核心地段的推进极为困难，成了“硬碰硬”，缺少中间的调和与缓冲力量。 因此，未来改革的核心，即在于放开社会力量的成长，其中包括媒体在社会公共话题上应有更大自由度、民间组织应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等。同时，公权力应该收紧至最小的范围，最核心的就是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尤其是官员财产公开等应尽快提上日程。 通过这样的“一放一收”，实现“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势力均衡发展，才能为未来改革进入核心点提供社会基础。 30多年前的改革，发轫于一个极为具体实在的改革举措——小岗村民的分产到户。当下，改革既已成共识，中共新高层更应以几个切实的、具体的改革举措，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获得民意的支持，使得改革不仅有共同的话语、更有共同的路径。 相关新闻： 为什么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习近平近期言论： 聚焦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