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听这位老人讲述香港回归的几个故事

　　大公网6月20日讯（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马静 北京报道） “一转眼20年，回归历程，历历在目”，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年届75岁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始会长陈佐洱接受记者专访时感慨道。这位曾被誉为“香港回归第一谈判手”，回归后又主管港澳事务多年的高级官员以及领衔全国港澳问题权威智库的资深专家，向记者讲述了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几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陈佐洱接受专访 记者马静摄

　　故事一：“为在邮票上印上‘中国香港’的字样，我们经历三轮谈判”

　　陈佐洱在接受专访时特意带来了中央政府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品，这套邮品中的6枚邮票上清晰地印着“中国香港”的字样，而他最先分享的故事也与这套邮品有关，“为在邮票上印上‘中国香港’的字样，我们经历三轮谈判”。

　　陈佐洱回忆道，为纪念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中国香港特区成立，中央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发行一套纪念邮品，包括六枚纪念邮票，一张小型张，一张首日封和纪念套折。这是在香港特区成立当天要做的一件大事，但在这之前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中央政府代表特区未来的利益进行邮票设计、印刷和发行等所有准备工作，同时也需要英方的合作，因为邮票要在7月1日前印刷、出售，才能在7月1日当天投寄。所以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在1996年的7月到8月间就此开三次会议达成共识，双方认定在政权交接的时刻，香港发行一套纪念邮票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中英双方当时达成共识，中国中央政府代替香港特区政府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品由中方负责设计，英方负责印制和提前在香港发行发售。但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过程中遇到一个严重的争议点。陈佐洱说，“当时我提出邮票票面的中英文字样应该采用‘中国香港’，而不是港英时期的‘香港HK’，我说一定要加上‘中国’两个字，但英方当时一度坚持要用原来的字样。” 他回忆道，英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应保持连续性，要尊重港人的习惯，选择中性的表述等。

陈佐洱展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纪念邮品 记者马静摄 

　　对此，陈佐洱准备了充足的意见和理由，“我当时说，要采取‘中国香港’的字样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在万国邮政同盟中，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发行邮票上面注明发行国家或者地区的名称早就有相关规定。邮票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名片，纵观世界各国邮票发展历史，任何一枚邮票上面都明确地标注国名，以体现主权。虽然目前香港发行的邮票票面上没有英国国名，但是每一张港英时期发表的邮票上都有英女王的头像和王冠，这也标志着国家，体现英国的管治，可见港英时期的邮票也并不是中性的。所以香港回归以后标明‘中国香港’是天经地义的。另外，我还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指出，将来香港特区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所以标出‘中国香港’来，既能够体现中国的国家主权，又体现‘一国两制’的国策特色。”

　　最终，在中英双方就此事进行的第三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接受中方意见，签下协议。“邮票是国家的名片，必须要体现国家主权”。  

　　故事二：徽章徽号要去掉殖民色彩

　　1997年6月30日24时，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盛典的会展中心各个欢庆场所，以及在香港海关、边界、街区执勤的纪律部队人员都迅速除下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旧徽号徽章，庄严喜悦地换上标志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徽号徽章。

    1997年7月1日，中央政府代替香港特区政府发行的第一套香港回归纪念邮品。邮票票面上清晰地印着“中国香港” 记者马静摄

　　陈佐洱讲述的第二个回归谈判故事，就与徽章徽号更新有关。“徽号是一个群体、一支队伍共同遵从的一种图文或者符号。如果群体队伍是属于国家，那么首先要彰显的就是国家的主权”。

　　陈佐洱说，徽号徽章虽然小，却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当时磋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双方对此展开的谈判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最终在当年年底达成共识，由英方负责设计一套关于香港七个纪律部队的徽章徽号设计稿，中方负责把设计稿报回北京，并征求有关方面的专家意见进行审议，审议重点即是否能够庄重地体现主权，并对各部队原有业务特色原则上予以保留。“最终各个纪律部队新的徽章徽号最大的特点就是去掉原来标志英国殖民统治的英女王王冠，代之为中国香港特区的区花紫荆花。”

　　“什么叫主权？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的地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为收回香港，为恢复行使中国的主权这一天的来到，几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了155年。”陈佐洱说：“邮票、徽章徽号虽然很小，在当年彰显主权的问题上，我们都那么重视。现在，一些‘港独’分子妄图搞什么‘独立’建国，我们怎么可能允许？”（大公文汇全媒体新闻中心供稿）

2012年9月20日，陈佐洱新书《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在港发布 资料图片

　　故事三：中央连夜出方案驰援香港新机场

　　1998年上半年香港新机场建设大功告成，7月2日一夜之间从启德机场机场转场到赤腊角机场。“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奇迹，但当时机场方面没有做足充分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后，机场的货运站、电脑系统、机械设备都发生严重的故障，大量待出港的货物滞留，进港飞机也无法停靠卸货。位居世界第一的香港货运陷入瘫痪，每天损失高达18亿港币，报纸刊出救救机场，救救香港的醒目标题。”

香港国际机场已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 资料图片

　　7月13日下午，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向国务院港澳办发函求助。“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第一次开口请求中央支援。”陈佐洱说，“香港希望中央允许有需要飞入或者飞出香港的货运航班借用深圳黄田机场（现宝安机场）。这可是跨境借机场，涉及到民航、海关、边防、交通、质检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陈佐洱回忆，国务院港澳办接到函件后随即上报。第二天上午正好国务院举行会议，马上做出全力支持香港特区解困的重要决定。当天下午两点，即在港澳办会议室召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会议，相关部门部长亲自到场，并表态为救香港机场，一切没问题。不到四点钟，已经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资源方案。

　　陈佐洱介绍，自己当天下午4时打电话给董建华，请特区政府次日上午10时派代表团到深圳与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商谈具体事项。打完电话后他与来开会的各部门负责人直奔首都机场。5点多到机场时，最后一个飞深圳的航班已经飞走，一行人当机立断改飞广州。到广州白云机场时，广东省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已在机场等候，所有人又赶往深圳。“在广深高速公路上，我接到中南海总机电话，钱其琛副总理办公室给我来电话说，帮助香港解决困难的方案国务院已经批准，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要‘特事特办’。”

　　当晚11点左右，各个部门负责人在深圳迎宾馆会议室通宵达旦地开会，直至第二日凌晨五点，形成最终方案。待特区政府团10点到达深圳开会时，这份方案已经放置在他们面前的桌上。“方案决定，到达黄田机场运往香港的货一律免检签关，40分钟就能够从机场到达皇岗口岸。香港来的货也一律免检，从落马洲进入皇岗口岸到机场也是40分钟；200个机场武警换上装卸工人服装，确保货物万无一失；各个货运航班机组人员能够像在香港降落一样，从深圳到香港来去自由；飞机维修人员连同他们带的零部件也一律能够在深圳进行免检；而且民航的收费要比国际标准低很多。”

　　陈佐洱说，中央政府及时雨般的援助，大大提升外界对香港和香港新机场的信心。

　　（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马静北京报道）“回归后，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冲击，仍被认为是全球最自由开放、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这首先是香港社会各界700万市民的努力创造，也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市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香港回归后，陈佐洱由中英联合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转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他向记者披露了两件中央不遗余力、“特事特办”援助香港的故事。

　　故事四：抗击SARS中央8天备三车重要物资援港

　　2003年SARS疫情爆发，香港及内地广东、北京等省市成为重灾区。“中央政府关心香港，问香港有什么困难，特区政府说缺医少药，提供一个单子给中央。中央和国务院当时的主要领导马上做批示，要保质保量，一星期以内无偿支持香港。”当时由国务院港澳办牵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药监局等多部门参与此事。

    二○○三年沙士在港大爆发，疫情最为严重的淘大花园E座被封楼，居民转移隔离 资料图片

　　“香港需要N95口罩，我们动用外汇去日本等好多地方购买。香港需要防护眼罩，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一家工厂生产，一个月才能生产一万个，香港要一万个，实在很难满足。我们与特区政府商量到5000个，也是用外汇全球采购。”

　　陈佐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香港还需要防护服，但内地与香港防护服式样不同，需要样品，香港的样品好几日都没能送到北京，几经催促才通过私人关系经港龙航班机组带到北京。国家发改委马上组织三家工厂日夜开工，在最后几日保质保量完成。“特区政府提供单子后的第八天，在深圳皇岗口岸附近，中央将满满三卡车资源物资移交给特区政府。”

　　陈佐洱还透露，当时防护服样品迟迟未到北京，是因为特首办责成特区某部门一公务员把样品送到北京，但这位公务员因为北京是重灾区拒绝赴京。“提到这位公务员，我就想起卫生部当时听说有护士医生被传染倒下，立即从全国没有SARS的省份抽调两百个优秀护士，集中起来学习香港医院管理规则，学广东话和英语，随时待命，准备开赴香港灾区援助。两个月以后，疫情减退，董（建华）先生说不需要，卫生部才将两百个护士解散，让他们回到各自医院”。

　　“中央像父亲关爱孩子一样，希望刚刚回家的孩子健康成长，有时候孩子耍点小脾气也都容忍，但是你不能撒野，不能六亲不认，要自立门户去当所谓的国际人，那肯定不行。”陈佐洱说到此处，连续用好几个“那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