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如何行稳致远？

　　文|周八骏

　　2017年5月10日新华社综述张德江委员长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时称：“张德江表示，澳门回归以来，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有效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得到充分保障，行政主导体制运行良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希望澳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继续当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榜样，续写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在与澳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座谈时，张德江强调，要珍惜经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进一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要筑牢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不断壮大爱国爱澳力量，着力培养治澳建澳人才，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要促进发展，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抢抓国家发展机遇，发挥澳门独特优势，把澳门发展大戏唱好唱响，为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再立新功。”

　　上述报道，既指出中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要求是“行稳致远”，又指出达至“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途径包括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行政主导体制、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壮大爱国爱澳力量、培养治澳建澳人才以及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一切，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同样适合。

　　回归与发展民主不矛盾

　　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与澳门有诸多差异，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应当有各自特点，不能强求一律。这种观点表面看没有错，问题在于以“不能强求一律”企图为反对派在香港的“拒中抗共”行为辩护。

　　毋须讳言，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虽也取得伟大的阶段性成功，但与澳门相比，20年征程很不平坦，离“行稳致远”的要求有明显差距。为什麽两个特别行政区同样贯彻“一国两制”会有如此差异？追本溯源，是因为与澳门相关的各利益攸关方都支持澳门回归祖国，而与香港相关的各利益攸关方却不是。

　　葡萄牙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恢復对澳门行使主权。西方主要国家驻香港和澳门的总领事馆设在香港，没有单独在澳门设领事馆，反映它们对澳门无特别企求。

　　英国不甘心香港回归祖国。在千方百计阻挠香港回归而失败之后，1984年7月，即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前2个月，伦敦宣布将在香港引入代议政制，以“还政于民”对抗中国政府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从此，香港回归之路，同香港由殖民管治走向现代民主之路形成分歧和对抗。几乎同时，美国大举渗透香港；尤其，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明目张胆地为美国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製造所谓法律根据。于是，香港形成颇具规模的“拒中抗共”势力。

　　发展民主成了对抗回归的手段和途径，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20年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澳门的经验则显示，回归祖国与发展民主相一致，才不会激化“一国两制”内在矛盾，才能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中央坚定维护繁荣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最初五年为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空前严重经济衰退所折腾；从第六年开始，一直被反对派不断发动政治斗争所困扰。某些人把这些年香港政治矛盾不断恶化、社会愈益分化和分裂的责任归咎中央对特区的干预不断强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一，中央有领导特区的宪制权责。第二，中央加强对特区领导是被“拒中抗共”势力“逼”出来的。20年来，中央给予香港反对派以最大的政治容忍。而今，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欲把香港拖入“本土自决”和“港独”的死路，“泛民”与之若即若离，“一国两制”到了必须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中央必须运用宪制权力。

　　香港的“拒中抗共”势力千万不要低估中央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意志，千万不要指望中央会在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上后退。最近，台湾当局被世界卫生组织拒绝邀请列席今年的世卫组织大会，是中央向“台独”示警，香港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须引以为诫。

　　2015年6月，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否决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从一个角度看，使香港数百万合资格选民失去早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席的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伦敦在“九七”前设计的民主之路与回归之路的分歧和对抗终结，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遵循《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走向普选目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个十年实践“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扫清了最大障碍。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