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后“九七”时代的香港文学研究”

　　文 |  一苇

　　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发表《中英联合声明》以后，香港文学研究逐渐引人注目，出现了多部香港文学史著作。及至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热度达到高峰。此后，似乎政治使命完成，人们对香港的兴趣减退，香港文学研究风光不再。

　　然而，地火在默默运行，悄无声息间，一批香港本地学者的著述已然出现，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学研究的视野已经改变，台湾学者也正在介入香港文学研究。“热潮”之后，香港文学研究的建设才真正建设。后香港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此前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一、从作家作品到报刊

　　中国内地香港文学研究的起点较低。一九八二年，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内地学者涉及的香港作家只有刘以鬯和舒巷城。两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在厦门举办的第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上，被论述的香港作家增加了李辉英、夏易和白洛。内地学者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碰到谁就研究谁的初步阶段。及至九十年代以后，积累增加，《香港文学史》开始频繁出现。

　　与此同时，香港本地却一直未能出现一部香港文学史，引人注意。看起来，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似乎较大陆落后，其实不然。香港的香港文学研究，远早于中国大陆。早在一九七五年，香港大学就举行了香港文学史学习班。这次在港大图书馆发现“港大文社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资料彙编”手稿，读起来颇出人意料，没想到香港有这么早的学院研究。当时学习班的讲授者分别是黄俊东、戴天、蔡炎培、许定铭、吴萱人、罗卡和也斯，手稿每一讲都附有香港报刊资料的复印件，并说明图书馆的资料收藏情况。香港之所以没有出现香港文学史，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们觉得资料积累还不够，火候未到。

　　在内地学者大量撰写《香港文学史》的时候，香港学者一直在默默进行基础资料积累。九七之后，这些资料逐渐面世，显露峥嵘。这其中较具贡献的，是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资料选”、“作品选”和“年表”，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一九九八）、《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一九九八）、《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一九九九）、《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一九九九）、《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二○○○）等。卢玮銮等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促成了“香港文学资料库”，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这些基础工作，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

　　引人瞩目的，是近年面世的由陈国球教授主编的十二卷《香港文学大系》，这套“大系”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对于香港文学史的整理和定位，标誌着香港文学经典建构的建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于二○一五年主持“香港报刊文学史”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这说明内地学者也开始关注香港报刊文献，并且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内地学者整理研究香港报刊文学史，并无天时地利，估计困难重重。

　　二、从“新文学史”到“文学史”

　　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这一点，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文学研究中已经被打破了。

　　陈国球在“大系．总序”，中专闢一节，标题是“香港文学大系”是“‘文学大系’而非‘新文学大系’”。他解释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程中山编《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二十五─二十六页。】负责编辑“大系．旧体文学卷”的学者程中山，语气要比陈国球尖锐得多。他断言：从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学史仅仅书写新文学，是荒谬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製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程中山编《香港文学大系．旧体文学卷》，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七十六页。】将旧文学收入现代文学史，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行为，而在反省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寻求第三世界本地文化认同的后殖民时代，这一做法无疑是卓有远见的。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赵稀方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小说香港》一书中指出：“在大陆，旧文化象徵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徵，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赵稀方《小说香港》，三联书店二○○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第九十页。】可惜的是，他的质疑过早，当时并无反响。

　　三、从“话语讲述的年代”到“讲述话语的年代”

　　福柯的一句话，标誌着现代史学观念的改变，也即从研究“讲什么”转变为研究“怎么讲”、“为什么这么讲”对于香港文学研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研究方法的变化，一种对于香港文学建构过程的自觉。

　　陈国球先生最近出版《香港的抒情史》一书，收录了他近年来有关香港研究的文章。在这本书中，让人印象较深的是他对于香港文学话语讲述的呈现。他以公共刊物《读书》为对象，追溯了内地有关香港文学起源的知识谱系。《读书》上最早出现的有关香港文学的文章，是苏叔阳的《读〈香港小说选〉》。苏叔阳的叙述，不但显示了内地现实主义主流中香港文学的边缘位置，而且呈现了将“香港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文化想像。更让人有兴趣的，是陈国球对于罗孚的论述。罗孚是新时期有关香港文学最有影响的人物，对于内地香港文学形象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惜一直为人忽略。

　　罗孚的魅力在于，他既是香港资深文化人，又具有开明的思想。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突破尺度的香港作家：刘以鬯、曹聚仁、叶灵凤、亦舒、三苏、董桥等等。那些有创意的标题，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凤兮凤兮叶灵凤”、“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读董桥”等。在陈国球看来，罗孚既展示了这些香港作家的异质性，又注意强调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联繫，从而在内地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品牌。

　　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内地出版的多部《香港文学史》，陈国球当然也不会放过。他概括这些文学史的叙事策略是，“把‘香港’写入‘中国’”。陈国球的讨论对象并非限于内地，《香港的抒情史》一书中还收有“台湾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一文，分析台湾文坛对于香港文学的建构。他提到台湾七十年代胡耐安、尉天聪等人对于香港“声色犬马”的标籤式批判，与中国内地的一些批评有相同之处。而由于具有共同的歷史处境，在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台湾和香港又有同气相求的现象。

　　陈国球的以上批评，并不在于为香港辩护，其价值是对于香港文学建构过程的再现。事实上，香港自身的香港文学研究，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想像，并无例外。赵稀方在《小说香港》一书中，就分析了香港意识的建构过程及其盲点。赵稀方《小说香港》一书以歷史叙述架构全文，既注意摒弃外来成见，也破除香港本土的“正宗”意识。

　　四、从文学史到专题研究

　　后九七时代的香港文学研究从撰写文学史，转到了局部和专题的研究。没有具体的研究，任何文学史都可能是大而无当的。

　　五十年代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点。二○一三年，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出版了一套“一九五○年代香港文学与文化丛书”，收集了不为人注意或者被歷史遗忘了的五十年代作家作品，如五十年代前期最为流行的香港诗人力匡的短篇小说，五十年代中后期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马朗的小说，五十年代电影界当红导演易文的都市故事等，再加上有代表性的介绍和研究评论文字，弥足珍贵。

　　台湾学者近年来也对香港五十年代文学，特别是绿背文学，展开了颇多研究。原因之一，应该是当时美元对于反共文学的资助是港台两岸共同的现象。台湾清华大学陈建忠教授、台湾中研院单德兴教授、中山大学王梅香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都很值得注意。

　　内地学者凌逾则关注当代香港的“跨媒介作家”，并对此进行了集中研究。《跨媒介香港》从影视、建筑、地理、赛博、表演等多方面，研究香港文学的跨媒介特质。这不但展现了香港当代文学的先锋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网络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向。

　　斗转星移，九七后已经过了二十年。内地香港文学研究热度的冷却，著述日趋减少，不免让人悲观。然而这是一种错觉，主要原因是香港的研究成果不易为内地看到。事实上，在香港已经不再成为政治焦点的时候，香港文学的研究已成气候！

　　一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小说香港》、《后殖民理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