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在论坛上发言
在9月20日举行的“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论坛上,嘉宾潘维在发言中表示:
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还是世界的香港。中国不光是中国的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国。所以当讲到治理的时候,要考虑到世界治理的状况。今天世界性的治理危机,基本的原因是一样的,这是全球化的结果。
原因有这么几条。30年来,资本主义风靡全世界,深入全世界每个角落,製造了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兴起和衰落。这种不平等,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如在中国内地,现在人人都买得起私家车,农民也在买,但整体的生活却更为艰难了,养小孩、老人变得愈来愈艰难,教育、医疗、养老都市场化了。如果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人,社会当然不稳定了。我也注意到香港的情况。梁特首竞选之前,曾经到我们中心做过一个演讲,让我很感动,他主要讲要关注香港低层社会的生活状况,要在乎下层人民。
在技术上,互联网出现加速了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变迁,当产业的转型使得製造业变得极其困难的时候,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互联网时代诞生了新一代的人,他们是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没有经歷过飢饿和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这样的状况形成了权威的代沟,他们不会认为上一代人有什么权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代人对权威的挑战和不信任。
相应地,这出现价值观的崩溃,年轻人抗议的时候,不知道诉求是什么、利益是什么。99%的运动者从发生到结束,都说自己属于抗争者,可是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我当年是法治的拥护者,当时我说选举政治在香港会极其危险,从香港出来的人都会告诉我“你不懂什么是150年的法治基础”,但是在“雨伞”面前,一夜之间法制基础就崩溃了。
我们必须意识到:第一,温饱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不均和不公平;第二,如果民主以选举为标准的话,那么选举政治的时代结束了,参与政治、参与民主的时代开始了;第三,旧有的价值观要被取代的时代开始了;接下来,一个新的经济的时代开始了,过去我们理解的经济,要么是市场资本,要么是国家的干预,但现在多了社会互助的经济。在任何一个危机都要靠强有力的领袖,不仅强势有能力,也有视野,对未来有清楚的看法,能与年轻人沟通,与非物质主义的诉求沟通,与均等化的要求沟通,这就是我能想像到的解决危机的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