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最早看到罗孚是在1979年文代会期间。那时人大礼堂开会时许多厅堂都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走动。我看见一群与众不同的穿着鲜丽说着“鸟语”（粤语，开个玩笑-晨按）的人们正在寻找什么似的。其中一位美艳的女士不正是大明星夏梦吗？那无疑是香港代表团，可以辨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领队，个头不高但却很谦和稳重颇有派头，他们都在问他长短，他不慌不忙地回答着指挥着大家。我旁边有朋友就告诉我：“那是罗承勋（即罗孚）。”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如罗海雷所说，那正是罗孚“红到发紫”的时候，为众人所知。
稍后，我又听说了一件事：1981年下半年，发生巴金的随想录文章被大公报擅自删节一事。因原来责编潘际埛（即唐琼）休假，另一位编辑代班忠实执行上面指示，把有关文革的话语统统删去，连“牛”“牛棚”等字样都以为忌讳而砍掉，就像阿Q因为忌讳“癞”，因此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巴老得知后十分生气，就不愿再给大公报继续写稿，这时罗孚闻讯就诚恳地对巴老说，以后把随想录文章转到新晚报发表吧！保证一字不改。后来唐琼向巴老道歉解释才算平息，文章继续在大公报连续刊登。但罗孚的迅速反应和决断说明他作为副总编辑既为大公报解围，也显示了他主事的新晚报的大气和果断。巴老对我说及此事时对罗孚甚为好感，我也因此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久就听说了他因“间谍”案而身陷“缧绁”（据说始终没有住过一天监狱，而是住在招待所受审）之灾，一时轰传文化界。后来又听说判了十年刑即予假释，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还发给不菲的生活费，派了保姆照顾，可以在北京范围自由活动、与朋友交往等等。从我自己经验以及听到看到类似的事太多，因而一点也不感意外。过去常有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葫芦案，所以也就不以为意。在罗海雷的书中对此有更详细的叙写，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时兴的“休假式”来形容其“假释”生活。所以，当有一天我的同事包立民来问我：“罗孚写的稿，现在北京有刊物发表，我们报纸能不能发。”我一口答应：“可以。”一篇随笔稿就由包立民取来用了一个笔名“史复”发表了。再过一些日子，我自己因写关于梁羽生稿，也曾去到罗孚住的公寓看望并请教他。那次他太太也住在那里。他还悄悄告诉我：这个院子里住了很多名人，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名人如林彪案的重要“钦犯”。他留我吃饭，我辞谢了。以后偶有电话联系，譬如他问我对聂绀弩是否有研究，因他正在为聂的诗文编辑文集。他回香港后，我去中文大学作学术访问时也曾去他的新东方台寓所看望过他，见他满屋满桌子都堆满了书报杂志，他正趴在书报缝隙中赶写一篇专栏文章，写完立即发往报社。我还真目睹体验了一把香港作家写作生涯的辛苦。他偶然因看到我的文章兴之所至就写信回应。他写信或寄贺年卡中称我“大兄”，我哪敢当！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哪方面，他都是我敬重的前辈，后来我还知道他对许多朋友都这样称呼，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矫情，从我与他不多的交往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为人的谦和亲切，真诚善良，怪不得他的人缘那么好，敌友各方人士对他的人品绝对都是赞赏的。所以当他遭遇灾难羁留京城时，他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那么多的同情和友谊，那么多的新知旧雨对他伸出了美好温暖的手。罗海雷书中披露的那么多京城顶级文化名人的诗文书画、唱和酬答就是明证。而他自己的生活从此也由绚烂归于平淡，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写了那么多生平从未有过的独立思考的富有文化意蕴的诗文，结出丰硕的成果——七本随笔集。正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不枉了这北京十年的“休假式”生活。
如今，在离开大公报30年后，他第一次重新踏进报社大门受到现任领导的隆重欢迎，旧部亲友为他九二华诞盛宴欢聚庆贺，这足以说明清者自清了！正如夏衍老人当年给范用信中说的：“……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巴金老人当着罗孚面说：“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这些老人给予的友情的慰藉和信任是多么宝贵！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导演谢晋生前爱说的一句话：“金杯银杯（指奖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罗孚正可因此坦然而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