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彭广表示，需建立新的管治思维，包括扩大“问责制”/记者林良坚摄
大公网2月10日讯（记者 张 媞）对于不断有政界人士指称本港现时陷入“管治困局”，民意对抗呈现“两极化”的倾向，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管治团队应为对立的态度降温，以换取讨论的空间，对立的气氛缓和时，政策才能推出并且落实。他亦表示，现时需建立新的管治思维，包括“加厚”特区政府现有的政治领导层，扩大“问责制”等。
李彭广表示，留意到社会上不断出现将社会议题“政治化”的现象，又以《明报》更换总编辑与早前的免费电视发牌风波等事件为例，形容这是“一个不幸”。他认为，此类现象的根源是“互信脆弱”，“不单是中央与香港，香港内部的互信也出现问题”，公众对立法会、政府团队的信任度下降，“甚至整个社会瀰漫着互不信任的气氛”，他提醒，这种“互不信任”令民意变得“极度敏感”、“极度怀疑”，一有风吹草动，容易滑向极端。
做实事重拾市民信任
李彭广表示，建立互信、凝聚社会共识需要时间，而特区政府现时应该为对立的气氛降温，以换取空间做实事。他建议，不妨避开具争议性的议题，或是在推出政策前有策略地铺排。他坦言，上述做法尽管略显“消极”，但政府必须以这类方法“先做成几件事”，才能重拾市民的信任，“任何极度不信任的情况，都增加了政府管治的困难，管治天下，要摸到民心。”
李彭广续谓，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欠缺全面检讨制度，换言之，特区政府应该以一种新的思维建立管治团队。他建议进一步扩大问责制，“加厚”、“加大”政治领导层，又指从问责团队的功能性来讲，有必要增加其规模，“虽然现在有正、副局长，和几名政治助理，但这个政治任命的团队，要分管的工作太多，有些局的管治范畴更达近10个。”他指出，现有的问责制，令政府没有办法引入“外援”，只能由若干名正、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在台前负责接触不同界别，游说政策，幕后工作则全部由公务员承担。
不过，他亦坦言，社会现时未必接受扩大问责制，“大部分公众已经觉得政府做得不好，你再扩大，别人就会问：‘为什么还要给你资源？’”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扩大管治团队的规模有其必要性，“否则，瞻前便不能顾后，政策性的东西难以做到。”李彭广还指出，立法会是否通过，是扩大问责制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他建议行政机关以行政、立法“双赢”的态度与立法会议员交涉，通过增加立法会的资源调配等措施，换取其对政府的支持。
执政团队应政见相似
对于社会上有声音质疑行政长官对政治官员的委任是“用人唯亲”，李彭广认为，政府须向市民讲清楚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区别，即“执政团队是有机体，要寻找政见相似的人，才能执行政策，而立法会强调多元声音的表达。”否则，市民便会质疑为什么政府内部不鼓励多元声音，他强调，政府部门讲求“集体认同、集体执行”。他亦建议，行政机关可考虑吸入某些党派的人士，比如工联会、民建联等，“行政长官如果能包容，那么招贤纳士的空间就比较大。”
当被问及现任政府成立多个“委员会”，能否扮演凝聚精英界、知识界的共识时，李彭广表示，委员会的组成不一，难以一概而论。但他提醒，一个政策的成型与推广，学者论证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咨询不同的持份者，在平衡各方利益后，才能得出最多人支持的，并且可进行实际操作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