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朱国斌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特首爱国爱港无可置疑/本报记者麦润田摄
大公网2月6日电 （记者 张媞）特区政府于去年12月初宣布正式展开首轮政改咨询，呼吁各界在《基本法》及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法律框架下，发表对政改方案的建议和意见。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朱国斌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港重申，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不与中央对抗”的要求属于政治和政治道德范畴，强调“应以《基本法》精神和文本为讨论、认识和取得共识的基础，以《基本法》条文为解释的最终、唯一依据。”
朱国斌指出，相对于《基本法》第44条对候选人的“形式条件”而言，“爱国爱港”、“不与中央对抗”属于“实质条件”。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的港人出任是中央政府的一贯要求，“爱国爱港”是对“港人治港”的进一步演绎，而这一思想亦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起草颁布的全部过程。
他认为，应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央和部分港人对“爱国爱港”的认识差异，又指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讲话中，很体谅上述差异，并对“爱国者”进行较为宽泛的定义。
至于“不与中央对抗”，朱国斌表示，行政长官一职具有两个面向：中央与香港，因此在宪制、学理和法理层面不难理解，但在操作层面，对“不与中央对抗”的理解与执行皆比较复杂。他说，政治上来讲，行政长官作为制度（institution）和特区首长，若直接、公开与中央对抗，动辄对中央、国家领导人说“不”，是违宪、违法的，应启动法律程序弹劾、罢免。而在经济方面，行政长官代表香港，必须为本地区谋利益并发声，因此应允许他“自私地”为香港争取利益，“只要这种争取、利益冲突不要发展为政治层面的对抗便可以”，操作性相对灵活。
港民主发展须循序渐进
朱国斌亦表示，比较各国宪法实践，法律可以对公职人员的任职条件加以明文宪制，因此当参选人决定出选行政长官时，他她便应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普通公民，其行为要受到更多、更高层次的制约。他续谓，法律可以逐步确立事先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的机制。《基本法》对于事后惩罚，并没有规定专门针对行政长官的司法程式，可考虑借鉴外国的经验，包括成立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等，针对行政长官出卖国家利益等叛国行为予以审判惩戒。
朱国斌表示，2017年普选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选举首先应确立原则，即根据《基本法》、全国人大2004年的解释、2007年的决定、2010年对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的批准展开讨论，否则可能“走上岔路”。他强调，政改讨论应遵循以下原则，即选举必须依据法律框架，他以反对派要求的“公民提名”为例，指“公民提名”是民主提名的方式之一，但却不在本港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另外，政改应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并且循序渐进，“香港的民主发展歷史，总体来说是渐进的，如果一下子跨越到完全意义上的普选，很困难。”
